序言/简介

编后记：历史不容忘记（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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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个工作的反复。

这是我们丛书出版的第二期，因为申请到了国家出版基金，因而让我们有更多的出版机会，提供一些有特色的编纂类型。但本书仍然保留了第一期四册我们称之为“沙丁鱼罐头”似的编纂体例——即众多的受访人挤在一本书中，以至于几乎每一位受访人编在这里的文字都仅仅只是其整个口述的冰山之一角，了无特色——但并非我们受访人口述内容本身的了无特色，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很大一部分这里的受访对象的讲述甚至都够出版单册，那些没能编入的内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这个工作的反复是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度担心整个三十册的编纂任务无法完成，因而突然对编纂篇幅加以大幅度地扩充，例如本书一度准备编成上下册，希望能形成更多的编选维度，甚至部分受访人已经这样编纂完成了。但最终我们还是考虑到我们更主要的矛盾是出版资源的不足，因而重新改回单册出版。这个过程当然也耽误了我不少时间与精力。

这种沙丁鱼似的编纂当然有其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主题不明。当然，无论是长春两册还是本册，都集中了一个机构的电影人（当然还有少量例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地区），共同的机构似乎可以视为一个主题，尽管在我自己的访谈中这种一个机构的结构化受访人选择本身就算是一个主题，因为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个机构的历史记忆。但我们面对复杂的电影人经历，对其机构所属的划分就过于人为。

例如我们不得不将电影人最后离开电影事业第一线的地点作为划分的标准，可能出现一位电影人主要的电影生涯与其最后归宿不统一的情况，这种情况还很普遍，本书的袁小平甚至都不算特别突出，因为他在成都的经历也可谓辉煌。相反，峨影厂一个重要时期的厂长滕进贤在我的计划中将作为电影局老人进行访谈。此外，我曾帮我一位同事访谈陆小雅导演担任摄像工作，她访谈的主题是女性导演，而陆小雅访谈录也将收入女导演口述历史之中。

其次，电影人个人丰富复杂的经历本身也是我口述历史所强调的口述内容的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也是我希望突出的一个主题，这在我编长春电影人口述历史的时候问题不大，因为我提到其主题本身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那么人员的来源于去向就是主题的很好表达。

对于四川影人口述历史的本册，我则试图寻找新的主题。这个主题其实我很早就有了，因为我在对成都影人（当然主要是峨影人）进行访谈之初，就是计划将来跟西安电影制片厂合编一册，作为西部电影人的合集，因为当时我们的出版经费尚无法满足中型国营厂单独成册。

我的考虑是这两个西部电影制片厂是同一个文件下令开始建设的，规模相差不大，主要支援人员也都来自长影，但却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中国电影史上非常独特的年代，二者对探讨中国国营电影产业的发展道路极具典型性，甚至曾有同一个班的两位同学几乎同时在这两个厂分别从普通导演迅速晋升为厂长，一位后来掀起中国电影的一股风潮，一位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政府最高领导。事实上，在我的访谈中，这种比较的目的处处皆可看到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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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