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饺皇后》：致敬母亲的“英雄赞歌” 日期：2025年06月09日

　　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的《水饺皇后》是重现“湾仔码头”创始人臧健和女士创业史的人物传记电影，继“五一”档期以1.92亿的成绩票房夺冠之后，影片更实现了市场的长尾效应（截至发稿前，票房4.09亿）。

　　传记片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并非主打的电影类型，位居票房榜前列的《中国机长》（2019年，29.13亿）、《叶问4》（2019年，11.81亿）、《叶问3》（2016年，7.69亿）等影片，都是融合了灾难、动作等热点商业类型而受到观众的追捧。刘伟强在访谈曾说，《水饺皇后》包裹着他对母亲的私人记忆，“是一封写给妈妈的情书”，“臧姑娘”卖水饺的故事能在当下“冷清”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让这曲致敬母亲的“英雄赞歌”，有了值得再度思考和审视的空间。

　　共情的密码

　　能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人生和经历，为观众提供强大的情绪价值，是商业电影市场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正如许多评论中已经指出的，《水饺皇后》能让大众共情之处，就在于它用臧健和的真实经历——从婚姻失败、家庭破碎的“天崩开局”、到打工求生的酸楚艰辛、以及“为母则刚”的坚韧和勇气之中，写出了那一代女性或母亲命运中的诸多共性，让观众从其中可以想到自己，甚至自己的母亲。

　　苦情并不是唯一的密码，刘伟强在《水饺皇后》中用底层互助的故事，完成了一种新的关于香港与内地关系的表达。

　　内地人在香港电影中的形象，在港片中有着清晰可辨的变化轨迹，他们随着时代背景、社会语境以及两地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特点，既反映了香港社会对内地的认知变迁，也折射出两地关系的发展轨迹。上世纪80年代到97回归前后，受历史因素和媒介信息限制，香港电影中的内地人形象常带有猎奇、刻板或戏剧化的标签，在《省港旗兵》《江湖情》等影片中，他们是衣着土气、操着方言的“外来者”，常涉及偷渡、犯罪等情节；或是《无间道》等影片中，那种带有隐晦政治隐喻的“体制内角色”。

　　回归之后两地交流加速，但殖民历史遗留的认知惯性与新的融合需求并存，香港电影中的内地人脱去了“犯罪者”“边缘人”的标签，开始呈现复杂和多元的面相，比如《无间道》系列中内地公安与香港警方的合作，《购物狂自白》中表达的文化差异与最终理解认可，《PTU》中内地孕妇角色，是对生存压力下真实人性的展现。2010年之后随着香港电影人“北上”浪潮，合拍片增多，内地市场成为香港电影的重要依托，内地人的形象一方面在《长津湖》《拆弹专家2》等影片中已经变得正面和主流，同时在《麦路人》《浊水漂流》等关涉社会议题的影片中也还存在着争议性的表达。

　　这其中无法忽略的是陈可辛执导的《甜蜜蜜》（1996），黎小军和李翘的聚散离合，在感动无数痴男怨女的同时，又通过细腻的人物弧光展现了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挣扎与情感羁绊，它让香港电影中的内地人不再只是地域符号的载体，成为了完整的“人”。黎小军与李翘的迷茫、挣扎与觉醒，既是 90 年代内地移居者的微观史，也是全球化浪潮中人类追寻身份认同的缩影。

　　香港电影中内地人形象的演变，其路径是从殖民历史下的 “他者凝视”，逐步转向后回归时代的 “镜像共生”，或者说既保留地域文化的差异，又认可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联结。《水饺皇后》则更进了一步，它抹去了地域的差异，书写着“人”的普遍情感和命运。马丽所饰演的臧健和，从为了上工装哑、到小摊贩时用普通话吆喝，直至女儿们用熟练粤语与她交流，是她融入香港社会和文化的过程；而同乡、红姐、糖水伯等邻居对她的关照帮扶，也并非对异乡客的施舍和怜悯，而是纯粹的良善和相似命运下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影片中的香港，也从以往港片中“我的城”变成了“我们的城”。

　　刘伟强把《水饺皇后》视为对成长过往的一次回望，他书写着香港经济腾飞时期的嘈杂无序和包容仁义，也让“我们的城”中那些女性的苦难和坚韧，血脉相连母女情深，以及温暖的邻里情谊，和（内地）观众有了“最大公约数”的共情。

　　走调的“英雄赞歌”

　　共情是成为市场“爆款”的必需，它是我们理解和认同人物的手段，但并非解决电影叙事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常规的商业电影中，叙事的推进需要人物的戏剧目标、戏剧行动和戏剧障碍共同作用的合力，比如当人物的戏剧目标不清楚，叙事就会显得混乱；当障碍消失，故事就会变成乏力的平铺直叙。

　　《水饺皇后》从故事的中段——臧姑娘改良北京水饺后生意兴隆，解决了她和孩子们的生存危机之后，就有着类似的问题。回青岛奔母丧的段落中，马丽的表演情感真挚充沛，也会让观众流下同情之泪，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遗憾，与“让全国人民吃上咱家饺子”的商业雄心之间缺乏让观众相信的、合符逻辑的连接，导致其后“湾仔码头”的商业扩张成了一部乏味的流水账。

　　可能的原因是，故事中潜在的叙事者（女儿）和影片的创作者（编剧、导演）都是在以赞美“母亲”的姿态打造这个“底层逆袭”的传奇。生活中的亲情和银幕上的角色塑造其实是两个体系，或许是不能容忍“母亲”的角色有任何的道德瑕疵和人性软弱，影片中臧姑娘的形象成为了一个先验的道德英雄，但影片的叙事又无法缝合道德英雄和商业“巨头”之间的裂缝，于是臧姑娘的商业成功只好含混指认为一个时代“善恶有报”的奖赏，她的生存现实成为了一个被道德净化的符号世界，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淡化，社会和历史的经验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从观感上而言，影片与主旋律电影中彰显好人好事的“英模片”有某种神似，难怪有评论者把《水饺皇后》称为“与百度百科配套的人物宣传片”。

　　人物传记片作为一种类型，在国内电影市场上还相当稀缺，《水饺皇后》创作的勇气值得鼓励。但如果认同人物传记电影的主旨是给历史人物“去标签化”，是把一个历史“符号”还原成活生生的人，那么这部致敬母亲的“英雄赞歌”相较成功的人物传记片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能被臧姑娘感动落泪，能看见她的生平和成就，却依旧模糊于她的内心情感和人性幽微。

　　作者：虞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