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记》：弱无所依 日期：2024年04月30日

我们为什么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关爱弱者的社会？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变成弱者。

　　一封匿名的学生自杀绝笔信，撕开了老师郑SIR尘封多年的陈年旧伤，他必须直面伤口再次撕裂后的血与痛，也唯有如此，才能直面真正的自我，解决其人生的卡顿停滞。

　　《年少日记》剧作的巧思在于用了一个古老却有效的技巧——通过视点转移误导，一开始镜头横摇掠过班上毫无生气的学生的脸，配上他们生无可恋的心理旁白，我以为会看到一部以学生视点的《莉莉周》式青春迷茫物语，随后郑SIR翻出一本落满灰尘的年少日记，故事跳回过去，从一群孩子的迷茫聚焦到一个孩子的困境，一个怎么努力都无法优秀的笨孩子的噩梦。电影演到一半，我都以为郑SIR就是那个笨哥哥，直至中道激流突转，才恍然，原来那个聪明弟弟才是郑SIR。 链接学生、哥哥、弟弟三种不同视点的是哥哥日记里和那封匿名学生遗书中都有的一句话，“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走了之后也没几个人会记得我”，从小优秀的弟弟是直到20年后长成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中学教师郑SIR之后，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卷到尽头也不过如此。

　　郑中基扮演的郑SIR的父亲，一位成功的知名律师，他的人生轨迹让其笃信“成功源于努力”，反推之，便是“不成功就是因为不努力”。他是香港经济高增长期中产一代的典型代表，蓬勃向上的经济周期加之不可或缺的个人努力，造就了他们的成功，然而这种人生经验却注定无法在他的孩子身上复制，经济周期切换之后中产二代的必然没落是他和儿子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的现实。 一生要强的父亲，晚年失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需要陌生人帮助，彻底沦为一个弱者，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体会一个弱者的感受，才明白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努力来解决，生命尽头他艰难地把呼吸管从嗓子里拔出来，对因“不努力”而被自己苛待的亡子说出了那一声迟来的“对唔住”。

　　在崇尚优胜劣汰、丛林法则的强者社会里，弱是一种缺陷，是一种羞耻，然而强是相对的，再争强斗胜、自强不息，终究会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当口，惊觉原来弱者是自己。经济上行的时代里，不断书写高歌猛进的英雄传奇，而进入经济滞行期，如果C位只有一个人，能站上成功舞台上的是寥寥少数，失败者、弱者的比率相对大幅提高，如何安抚慰藉失败者、弱者，成为当下文艺作品越来越热门的主题。 四月前后脚上映的两部港片《白日之下》《年少日记》关注的都是弱者群体，前者调查残疾院虐待智障院友，后者关注自杀学童，这两部由尔冬升监制、新人导演执导的作品都延续了尔冬升一贯的社会写实风格，从社会痛点着眼，体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敏锐觉察也呈现出足够大的创作野心。

　　《白日之下》试图揭露虐待老弱残障群体的阴暗角落里的重重黑幕，诚意可嘉，但最终呈现的结果是鲸吞了诸多问题，却难以消化圆融为自己的作品，靶子太多，却导致作品失焦。相较之下，《年少日记》就聪明一些，它将学童自杀这个社会问题与一个具体家庭的悲剧相结合，切口更小，作品体量也更容易为一位年轻创作者掌控，从目前两者的豆瓣评分看，完成度更高的《年少日记》获分也较高。 两部影片的观感体验也很相近——整体水平中等偏上，但观感较“平”或“温”，总感觉浮于事件表面而无法更加深入，无法给观众带来更深的情感共振。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剧作技巧，而是需要人生体认与体察。 《年少日记》重点描述了一个看似美满的中产四口之家的分崩离析，但看电影的过程就像隔着一块玻璃旁观一切的发生，无法再深入进去，我看见一个母亲在流泪，我看见一个孩子被苛待，最终绝望，逝去，但仅仅是看见，母亲在想什么，父亲在想什么，他们为何如此争吵，他们是怎样的人，我却再不得知晓。

　　此处可以类比一下罗伯特·雷德福执导的《普通人》Ordinary People（1980），也是讲一个丧子家庭的碎裂，打个比方，《年少日记》就像苹果，削完了一层外皮它还是一枚苹果，《普通人》则像一颗洋葱，一层层拨开，每一层都带来新的揭示，最终抵达辛辣的刺痛的难以直视的人性的核。 过去的香港电影常是有佳句无佳篇，有灵光一闪的妙笔，但失于结构，故事常常虎头蛇尾、挂一漏万，毕竟那是个追求短平快，片场飞纸仔的时代嘛。而从最近几年内地上映的一批港人新作来看，创作者显然都受了非常良好的电影专业教育，剧作完备、工整（有时觉得太工整了），技巧也够，但共通点都是过于温吞，缺乏灵感高光。

　　包括去年热映的两部港片，《毒舌律师》里毒舌大状的几次态度反转、亡童母亲知道真相的时刻，《饭戏攻心》（《还是觉得你最好》）里兄弟争妻的高潮戏里，观众的直接感受就是觉得不满足，高潮处不过瘾，酝酿了这么久，在这里应该顶上去，但最终没有达到观众预期的情感高度，戏就显得温吞了。人物反应固然都有，该悲伤就悲伤，该高兴就高兴，但反应都太一般化了，要真的成为一部杰作，起码在某一两个瞬间，特别是高潮戏的时候，艺术的表达要超越一般性反应，达到更深的揭示，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我个人分析可能这就是书斋写作的问题，是编剧坐在创作间里想象他人的反应，很容易就流于一般性，而如果你去接触一个个具体的真实的人，就会捕捉到每一个不同的人对人对事独一无二的反应。老一代香港导演尔冬升、许鞍华、包括许冠文和王晶的一些喜剧电影里，对人物的把握都是非常准确的，角色给的反应简洁，但非常深入，就有扎入人心、过目难忘的那一下，这源于人生的积累和发现，也就是《一代宗师》里所说的“见众生”。 《年少日记》的形式风格与主题高度适配，摄影格局较小，调子感伤沉郁，少运动镜头，多静止中景，像一个克制守礼的中产之家的乖孩子，情绪处理也如此，刚刚把你惹哭，立马就充满歉意地给你递上拭泪的帕子，笔者揣测导演应该认为煽情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关键是缺乏最终一针见血的锋芒，一针扎到透的狠厉，如果是枝裕和没有绵里藏针最后扎的那一下，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

　　这也是当代很多艺术作品共同的特点，追索人生的真相，却又不敢面对真正的残酷，从人生的针尖、刀锋上堪堪划过，姿态是很优雅谦和，然而，艺术失去了锥心的力量终究是一种缺憾。 扮演郑SIR的演员，有些镜头里看起来像年轻时的李康生，一张清癯的脸上总挂着三分凄惘三分疏离三分雨后初霁的素爽，事实上，《年少日记》给我的观感，不太像香港电影，倒有些像杨德昌、蔡明亮或者是枝裕和。

　　当然，他不是李康生，《年少日记》也不可能像蔡明亮、杨德昌的电影那样做到，以一部家庭剧透视整个社会的病症，当然我本来就不应该拿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它，它最终只止步于一部家庭剧，一个家庭里个别发生的悲剧，像一面小小的圆镜，只在偶然转动的瞬间，折射出一些社会面的闪光，但最终未能将万千世象纳入它的方寸镜内。

　　作者：周舟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