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花》：创作的勇气和暮气 日期：2025年04月30日

　　在院线市场整体“倒春寒”的背景下，回望四月份面世的国产电影，冯小刚执导的《向阳·花》表现相对亮眼，从清明档期公映迄今，影片还持续的生产着票房增幅和话题热度。冯小刚的创作以勤奋多产和类型丰富而著称，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他近年来的作品往往会引发不小的争议。《向阳·花》也不例外，在有观众表示被震撼和感动的同时，也有人批评影片消费女性、情节尴尬，搁置那种情绪化的偏执立场，从电影叙事的维度，不难发现影片中共存着创作上的勇气和暮气。

　　1.新题材与新视角

　　《向阳·花》改编自作家虫安的小说《教改往事》中的一则短篇，讲述了一组刑满释放的女囚犯在困境中顽强求生的故事。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为了给耳聋的女儿筹集安装人工耳蜗的费用，涉足色情直播而入狱，在监狱中她结识了成长于“小偷家族”的孤女黑妹（兰西雅饰）、因父亲贩毒而涉毒的牢头胡萍（王菊饰）以及有着特殊身世的管教干警邓虹（啜妮饰），在法不容情的职业身份背后又默默给予她们善意的关照。“向阳花”就是邓虹为女犯文艺演出小队取的名号，正如舞台上的演出需要彼此配合，出狱后重返现实社会的人生，更需要大家的帮扶和温暖，才能向阳而生。

　　直接描写监狱生活，聚焦女犯群体的电影作品，除了谢晋的《女儿谷》（1995）和刘礼贤执导的《心安河的琴声》（2006），在国产片的阵营中极为少见。冯小刚对这个新题材的处理可谓简洁流畅，既快速搭建出了彼此情感关系的骨架，又填进了有血有肉的质感。比如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在特殊环境中成为了稀缺资源，高月香为黑妹“骗”来的两颗糖、邓虹借生日的名义为女犯们改善伙食、胡萍分享给狱友的剁椒酱等细节，承载起了推进叙事、刻画人物和表达情感的功能。

　　有了扎实的铺垫，人物之间的情感/行为变化才会合理自然，在监狱里黑妹帮高月香两次打架，从被动的帮手到主动的出手，心理变化的轨迹清晰可信。打斗是《向阳·花》中反复出现的情节，从挥拳而上到拔刀相向，冯小刚并不是借此要打造监狱/暴力的“奇观”，而是一种表达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叙事策略，暴力是退无可退时的决绝，是捍卫生存必需时的在所不惜。女性瘦小的身躯（高月香、黑妹）与狠辣的暴力所形成的反差，也带来了视觉和心理的双重冲击，反倒是更高更壮的胡萍，从没有动过手。

　　高月香和黑妹等人，是冯小刚的创作谱系中全新的女性形象。之前在《芳华》等影片中，他已经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但那些女性形象，要么是辅助达成讽刺官僚/威权的黑色幽默的“工具”，或者是被时代的列车抛出轨道的“精英”回忆旧时的叹息，在不同的程度上，她们都还需要传统父权社会的拯救。《向阳·花》中的女犯们，则是完全被剥夺了社会身份（证明身份的是刑满释放书）、伦理身份（没有做母亲的权力），无法发出声音的（亦真亦假的聋哑人）社会底层，影片用她们自身的视角，书写了一出“自己去争取尊严”、掌控命运的“传奇”。 挑战未知是需要勇气的！正如我们祝福影片中高月香等人直面高墙之外的“新”世界，冯小刚导演在创作中对新题材、新形象和新视角的开掘，也无疑是值得尊重和鼓励的。

　　2.失准的新生“传奇”

　　浏览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创作履历会发现，求新与求变一直是他秉持的创作“习惯”，从上世纪90年代“救市”的贺岁喜剧，到新世纪跟风试水的武侠大片，从关注当下人情感状态的婚恋喜剧，到历史烟云中的家国史诗，这些创作中始终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准心”——人和时代、和某些不可名状的庞然大物之间的关系。 那些依托于王朔小说的贺岁喜剧，在辞旧迎新之际上演着对旧时代摈弃中的留恋；被“手机”所改变的人和命运，描写了在经济浪潮冲击下爱情的满地碎片；而对家国记忆的重塑，让宏大历史中悲怆的个体显形，也是一个再攀高峰的民族对来路的回望…… 即便是他监制和主演的《老炮》，在呈现江湖规矩礼崩乐坏的同时，也用血性和义气的消亡书写着时代的“滚滚向前”。正是这种时代感，让冯小刚的电影在迎合观众“接地气”的同时，又有着隐隐的、耐人寻味的思考和抽离，让文艺青年和小镇青年都不难从其中找到共鸣和乐趣。

　　遗憾的是，这种标志性的“精准”在《向阳·花》中消失了，影片把女犯们悲惨的命运统一归结于家庭的原罪，归结于不负责任的赌鬼丈夫、犯罪伏法的毒贩父亲和痛失双亲的弱小孤雏，而这些家庭背后的社会和时代动因却付之阙如，这让高月香和她的伙伴们，仅仅是不幸的个体凑巧组合在了一起，她们的命运并不具备让大多数观众共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更进一步，在高月香和黑妹出狱之后的叙事中，人物的情感逻辑和行为动力也失去了准度。女儿聋哑让高月香粗通手语，在监狱中她因此承担了与“聋哑”的黑妹沟通的任务，既教她规矩，又替她隐瞒，还给这个“吃够了苦”的孩子找糖吃，二人之间已经形成类似母女的关系。沿着这个情感关系去推进，之后二人的诸多行为才合乎情理，比如高月香被性侵时黑妹挺身而出、明知录视频有风险还甘愿露脸、为救黑妹高月香放弃了与女儿重逢的机会等。缺少这种情感支撑，如前所述的情节转折还显得局促和生硬，难以让人信服。

　　从电影叙事的模式加以考察，这个向阳“新生”的女性故事已经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轴，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民间文艺中的“传奇性叙事”。“传奇” 意味着叙事包含着非比寻常、跌宕起伏的极致化情节，这些情节往往脱离日常生活的常规轨迹，常用巧合和偶然的方法实现叙事的缝合。 从讲故事的技巧与成熟度而言，《向阳·花》显然与个人印象中的“冯氏水准”还有明显的差距，它缺失了对时代的精妙表达和对叙事的精准掌控，当然也缺少了记忆中的观影快感，所以姑且把它称为创作中的“暮气”。 值得关注的是，继清明档的《向阳·花》、《不说话的爱》之后，同样表现聋哑家庭的《独一无二》也即将在“五一”档期公映，“聋哑”题材的扎堆，可能印证了一个“古旧”的期待依然有效，中国电影不应该对中国的现实“装聋作哑”。

　　作者：虞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