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谁是暴力世界的敌人？ 日期：2018年02月13日
好莱坞颁奖季的沸点影片之一《三块广告牌》即将在国内的艺术院线上映。这部马丁·麦克唐纳的新作，虽然延续了从短片《六发子弹的手枪》到之前两部作品《杀手没有假期》和《七个神经病》里对暴力与极端情绪的关注，却因在精巧的戏剧性框架中成功地将人性的暖意透进荒诞现实，使得影片既恰逢其时地触及了日益撕裂的西方世界痛点，又展示出对于人心极度创伤的最大包容，还给与了社会和解与弥合的可能，从而为它获得了奥斯卡制式的最大呼声。
的确，麦克唐纳在这部影片里玩转了类型电影所能调动起的幽默与疯狂、沉痛与温情的各路观影情绪，一方面对美国底层社会的萧条、混乱与残酷展现得令人引俊不禁、目瞪口呆，须臾间，又令一路反常规的人物和他们的暴戾行为在极端冲突后不动声色地和解与联手。这多少让麦克唐纳世界里的暴力叙事招致了平衡、算计或者说妥协的嫌疑。
其实这个26岁就在英国戏剧界斩获众多荣誉的爱尔兰剧作家，对于血腥的挖掘与抵达，早在电影创作之前，并且始终没有放弃将凝视的目光聚焦荒诞暴力的背后，那是一群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对人世温情的一份需求。
三块血腥广告牌
麦克唐纳在美国南部诸州旅行时，发现了一个罪案未决的告示牌，在此启发下有了这部电影。影片开场十分钟内，三块猩红的广告牌便异常醒目地矗立在绿荫叠嶂、阳光明媚的密苏里州中荒废的德林克沃特公路边，同时与此相关的重要角色悉数到场。由此，这三块象征着暴力与复仇的红色幕布开始将一个叫Ebbing的虚构小镇卷入疯狂的戏剧时刻。
鲜明的色调对比中，这三块猩红不由令人联想到麦克唐纳的戏剧《伊尼什莫尔岛的上尉》。它曾为纽约大西洋剧院带来过触目惊心的血腥舞台，那是麦克唐纳当年不惜以一晚上5加仑的鲜血加强的残酷的视觉逼迫效果。
三块广告牌与整个小镇形成了对峙的空间关系。广告牌是七个月前少女安吉拉被实施奸杀并烧尸的犯罪地点，是距家不远处，是一个愤怒的单亲母亲每日早晚驱车进出小镇的必经之地。
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饰演的强硬、倔强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如斗士般冷峻出场，选择复活节的当晚，让这段沉寂的罪案在小镇复活，并将矛头指向在家享用复活节晚餐的小镇治安官威洛比和他的警局。广告牌虽然立于小镇边缘，却对于整个小镇生活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当然，影片情节发生戏剧性反转后，这份道德压力也反向回击过来。
红色与火集中了影片对于“暴力”的最重要的视觉象征。麦克唐纳直接给广告牌的租赁商起名叫RedWelby。而此后小镇接二连三的极端暴力事件就没有绕开Red Welby、红色广告牌和火。Welby出场时手捧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集《好人难寻》。
作为美国南方哥特式小说的经典之作，奥康纳笔下的荒诞暴力、新哥特式女性与封闭荒地呼应着这个Ebbing小镇即将发生一切。Ebbing小镇犹如麦克唐纳的直面戏剧（in-your-face’theatre）假定的以暴制暴的虚构舞台，为复仇和挑衅的怪胎和困兽提供一场救赎前的暴力释放。
两个愤怒的男女
《三块广告牌》中精彩的群戏是影片的最大看点之一。群戏中最耀眼的两个人物无疑是母亲米尔德里德和治安官威洛比身边的混蛋警察迪克逊。麦克唐纳比照西部片的经典之作《双虎屠龙》，将《三块广告牌》中的人物架构做了令人兴奋的颠覆性调整。
《双虎屠龙》的戏剧核心是西部蛮荒纳入文明秩序时法律与暴力的冲突，是代表法律与斯文的参议员詹姆斯·斯图尔图与旧世界中以暴制暴的传统西部牛仔约翰·韦恩之间的情义纠葛，李·马文饰演的恶棍在这二人之间起着引爆与解决冲突的戏剧功能。
《三块广告牌》反其道行之。它的戏剧核心实际上是同样信奉以暴制暴的两个蛮人在最为崇尚民权意志的美国当下社会里寻求绝对的法律支撑，却无意间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转瞬同盟的过程。一个是参考约翰·韦恩形象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另一个是参考李·马文形象的迪克逊，镇上受人尊重的威洛比警官却剧情中段因自杀而成为工具性人物。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反向借用构成了影片的荒诞底色。
一副男人相的米尔德丽德的确体现了约翰·韦恩般的“一人对抗全世界”的孤胆气概，麦克唐纳更是参考了《猎鹿人》中的形象设计，扎头巾、穿工装，让她的外部形象冷硬到底。
米尔德丽德对人冰冷尖刻，满嘴脏话，见神父怼神父，见警官虐警官，揭宗教丑闻的疤，拎种族歧视的梗，坚决捍卫自己受害人亲属申诉结案的权力，面对反对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给牙医手指钻洞，朝年轻学生踢裆，你烧我广告牌，我燎你警察局，冲撞语重心长的警长和帮她脱罪的追求者侏儒；甚至可以推想，与家暴的前夫离异，令叛逆的女儿罹难，都与她的粗鲁易怒脱不开干系。
另一个人物“混蛋”警察迪克逊则延续了山姆·洛克威尔在《七个神经病》里的冲动嗜暴，以虚张声势的凶恶掩饰自己依赖老母的巨婴般的愚蠢与暴躁。他们性格反常、行为乖张，时刻处于情绪临界点，愤怒是他们的标志，破碎的家庭和超负荷的生存压力是造成他们暴力冲动的根源。各种的政治正确与政治不正确的时政口号都可以随手拈来，成为他们难以面对自己而向外部施行暴力宣泄的借口。
一场预设中的死亡
治安官威洛比成为了架在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工具性人物，并以最大的包容、理解来平衡、支撑甚至转化他们之间的极端对抗。真正起到剧情反转作用的不是表面上的那三封信，而是这个底层社会的舞台上唯一一个有着温暖的家庭、有着尊严的生活、有着担当的社会责任的人无辜死去。
身患胰腺癌的威洛比冷静而感恩地自杀行为，令他的死亡带来了一种类似宗教般的戏剧力量，让两个在痛苦中奋力而荒诞挣扎的人安静下来。也许他们并不能因此与自己和解，却能令愤怒的雪球暂时消融。
影片的死亡主题以爱尔兰民谣《夏日最后的玫瑰》奠定基调：……当所爱的人已逝去/谁还愿留在/这荒冷的世上独自凄凉？它出现在影片的开场和高潮处，透着凯尔特神话般的忧伤与神秘。这一刻，犹如奥康纳的蛮荒故事中的暴力与死亡、愚蠢与怪诞、盲目与堕落最终指向的那个“天惠时刻”（Moment of Grace）。
米尔德丽德在广告牌下看见踱步的小鹿，心存感念，继而可以穿上女儿的卡通拖鞋，左、右脚对话，而当她奋力扑向失火的广告牌时发出一声粗糙的哭吼时，这个冷酷的人物终于有了情感松动，令人动容。
烧伤的迪克逊通过纱布绷带看到被自己摔伤的Welby不计前嫌地递来一杯橙汁，说以为眼泪能帮助伤口复原——愚蠢虽然依旧，却不再将强势的老妈挂在嘴上掩饰自己。解雇他的黑人警长难以将讳莫如深的中东战事跟他讲明白，他的愚蠢仍能为观众带来笑点，却已脱离小丑形象。因为在那场死亡事件之后，这两个因长期积存愤怒而畸形的人有了星点的变化，女人增了不易为人察觉的柔软，男人有了点不依赖母意的自我意识。
当然二人最终得以结盟，还是因他们以暴制暴的行动力得以继续的、可供追讨的某个敌犯。麦克唐纳的故事并没有偏离对底层人生存困境的调侃。至于那个敌犯是谁？在哪里？则是这两个依旧盲目的愤怒者上路之后才能慢慢寻找的。
麦克唐纳通过细密铺垫的戏剧技巧，让故事在逻辑上环环相扣，一路反转，直达三幕剧的高潮，同时得益于卡特·伯威尔的完美配乐，这部影片已经足够完成了让男女二人坐到一辆皮卡车里上路离开的戏剧任务。
在麦克唐纳的《枕头人》中，两个受审者与两个警察有着同一性的关系，他们都深受来自家庭的伤害，这份怆痛造就着他们的人格、身份、当下以及未来的行为。他们生活中的所有的假想敌，都为偿还那份伤害。那么当下这个超媒体造就的充满暴力与偏见的世界，谁是愤怒的假想敌呢？
对Harvey Weinstein的指控提出后的几个月，美国女性的愤怒普遍高涨。《三块广告牌》被耳口相传为一部关于母性愤怒的悲喜片，一时间，米尔德丽德是虚构的运动英雄还是伪装的女权主义者，成为了不断撕裂的社会两向交锋的众矢之的。
作者： 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