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时刻》：反配结构下的身体叙事与道德焦虑 日期：2021年12月17日

　　2000年后随着跨国合作电影在保加利亚的兴起，新的产业环境下涌现出一波新导演。 特别是加入欧盟以后，欧洲合拍片数量增加，国家电影产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保加利亚新电影作为小国电影开始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与佩塔尔·瓦查诺夫这对电影人从2014年至今已创作完成《教训》（2014）、《荣耀时刻》（2016）、《父亲》（2019）三部剧情长片，部部皆为保加利亚与希腊的合拍片。 从制片人到摄影、剪辑、设计、主演、音乐等一众人均为固定班底，采取低成本、现实取材、手持摄影、低照度、封闭视角、黑色风格的悲喜剧形式。

　　《荣耀时刻》两位导演 既习得了最近十多年流行的东欧社会电影的写实拍法，又加之这对男女编导独有的双线戏剧结构，在一次次触抵国家无休止的社会过渡期里普遍存在的系统性腐败、无知又无能的权力胁迫与无知而莫测的个体受辱时，本片比之罗马尼亚新浪潮式的严肃批判又多了一层喜剧性的调和，从而对新兴中产阶层的道德焦虑给与了更多的理解。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12月9日发行上映的《荣耀时刻》，作为戈洛佐娃与瓦查诺夫“剪报三部曲”（newspaper clippings trilogy）的第二部，仅耗资26万欧元，赢得了32枚国际奖项，并代表保加利亚参加了2018年奥斯卡奖角逐。 这是二人电影创作中票房和声誉最高的一部，也是主题与结构相对严谨、悲喜交替最为均衡的一部作品。

　　双线叙事的反配结构 《教训》中腐败的受害者与道德的焦虑者集一身于女教师（玛吉塔·戈施瓦饰），到了《荣耀时刻》中分化为两个人茱莉亚（玛吉塔·戈施瓦饰）与特赞科（斯特凡·德诺利博夫饰），一个系统内的两个阶层——前者是国家交通部的公关主管，后者是工薪阶层里的最底层的铁道线路工。 也因此生出一个新的主题：当意外的个体遭遇被现代传播媒介疯狂吸收后，纳入到两股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叙事争夺中，作为反差巨大的两个阶层的个体，是否还有对话与交流的可能？ 这个主题在叙事策略上被设计为经典的反配式喜剧结构，像极了法斯宾德在《卡斯特婆婆升天记》（1975）中的使用。

　　《荣耀时刻》中的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线路工特赞科是如何从底层空间（单调破落的郊外空间）经视觉媒介平台（摄影镜头、计算机与电视的屏幕）登堂入室，以将真人引入首都索菲亚政府大楼交通部的外事活动发布厅，与（脚下垫了凳子的）交通部部长齐头并肩地站在了台前。 这个一路高开的段落占了三分之一片长，奠定和支撑了影片的主要喜剧构成。 看上去是掌握视觉权力的茱莉亚在背后操控，借台前一个小人物的“拾金不昧”， 如《大理石人》（1977）中一般试图建构一段东欧国家耳熟能详的“英雄”叙事，转移公众注意力，以掩盖交通部卷入的一场系统性窃取国有资源的丑闻。 但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朴素的底层逻辑直接切入腐败的权力阶层的一次荒诞的现场直播。

　　反配设计不要太工整啊。 特赞科的孤独与结巴、简单与诚实；茱莉亚的众人围着她转、总是捧着电话滔滔不绝、肆意伸展各种权力触角支配他人并且以不实的谎话为职业。 特赞科世界里有嗡嗡不断的苍蝇，茱莉亚世界里是铃声不断的电话。特赞科的幸福时刻是按时撸兔子，茱莉亚的温馨一幕是随时虐老公。 进入茱莉亚的世界，出现了两个突出的喜剧段落：大街上接人与办公室换裤子，都是将代表人物习性和阶层的动静动作置于一个固定机位的定焦长镜头里，构成巨大反差，再配合喜剧的重复技巧，以丰富的动作层次展示出来。

　　特赞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定时定点，虽然贫穷乏味，但平安自足。 一旦进入茱莉亚的世界，就流露出无比的笨拙、迟钝且霉运不断，如片头采访前突然暴露的严重口吃，接人时突然洒了一裤子饮料，换裤子时莫名出现掉不完的硬币。 但同时这些笑料也揭示着权力顶层的谎言的社会常态化逻辑、不同阶层间的视而不见、以及高效率的价值逻辑背后的非人性和对尊严的无视。

　　身体叙事的社会隐喻 权力系统对无知的个体的肆意蹂躏在电影《利维坦》（2014）中是通过海边祖屋空间的物理式摧毁完成的一段家族寓言，在戈洛佐娃与瓦查诺夫的电影中，主要以身体叙事纳入日常生活细节的各种权力隐喻完成。 《教训》里女教师被年轻继母、被黑帮势力身体羞辱，还仅仅停留在语言暴力上，在《父亲》里也只是父亲单线不断遭遇骗人的预言家、腐败的医生和懒惰的警察的身体羞辱和威胁。 这一点在《荣耀时刻》中却表现得非常丰富。

　　由于身体于日常生活的自我主体认知如此先在，往往被看作是社会交往的初始媒介。 个体的身体与外界互动中的修饰与剥夺，展示与躲闪，在场与隐匿，看与被看，都是身体的社会化过程，都能从中诊断出不同权力关系下的社会问题。 这一点也可以在特赞科与茱莉亚的反配式对比中寻迹。

　　特赞科的身体呈现被置于传统的空间伦理中：在家里的私人空间里可以裸露肢体、发须蓬乱、穿着破烂，工作场所收束身体毛发于色彩样式鲜明、粗笨的订制工服中，公共空间以正式的礼服、油光滑顺的头发体现自己人格上的正派、庄重与值得信任。 而茱莉亚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是交叉的，或者说是界限模糊的。她与特赞科的出场，同为裸露肢体、衣着不整，不同的是茱莉亚是于医院这个半公共空间中。并且全片里茱莉亚紧绷的着装生怕不能展示被物化的身体的纤毫轮廓，也没有介意过身体隐私的公开化。 如在开会时、在乘坐出租车时，都非常坦然地展示腋下浸着汗液的白色纸巾，不仅在医院脱换衣物不在意偶然暴露，就是在会议室的工作场所里，也不过随便地扯着欧盟旗的一角象征性地遮羞。 这其中的政治隐喻，同样表现在交通部长身上。一定要在发布会现场，在众媒体的凝视下脱掉鞋子，赤脚完成拍摄任务。用身体隐私于公共场所的暴露，来宣示权力的在场。 这是导演们对于权力泛滥的厚颜无耻的道德观察。

　　发生在特赞科的身体上，从强迫在众多陌生异性的围观下换裤子，到衣衫不整地被帮派势力勾结警察机关暴力执法，以至于最终被直接暴力剃光了毛发。 系统对特赞科的权力压榨就是从对身体的观看、驱赶、没收、改写与剥夺上一点一点变本加厉实现的。 而整个过程中，身体的受辱只不过因为他道德上的朴素与单纯。

　　滚雪球式的道德焦虑 戈洛佐娃与瓦查诺夫的电影中最迷人的部分是将道德失控的焦虑置于滚雪球式的喜剧情节中，创造了一种集合惊悚、荒诞与社会批判于一起的压迫性气氛。 有人从中看到了科恩兄弟式的怪癖风格：随着一个简单的物体或动作不断叠入更大的场景里，戏剧强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角色被卷入混乱。 在《教训》中是一张十元纸币，在《父亲》中是一通未接到的电话，在《荣耀时刻》里是特赞科的老牌机械表。这个滚雪球的楔子，在前二者中还是局部性的，在《荣耀时刻》中则是结构性的。 在双线叙事中，它不仅是特赞科的无法取消的寻回动作线不断受阻后一次强过一次的伤害，它也提示着茱莉亚一线的不得不进行的欺瞒行为在越来越难以包裹时，越发失控的道德焦虑。 茱莉亚终于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权力系统机器里的一员，无视生命的尊严会遭到反噬——如果医生也官僚主义起来，或者对她一向无视他人尊严的品性作出对等回应，哪怕就那么一瞬间，就如她无数次对待别人那样，那么已经40岁的茱莉亚可能永远丧失了拥有孩子的机会。这一瞬间的人格清醒，犹如《亲爱的同志》里女主在一场哭泣中得到的自我认知。

　　本片原名“Glory ”指的就是特赞科的苏联手表，在中国被命名为光荣牌，曾经是苏联最大的手表制造商，以价格合理的机械腕表闻名，现在业已停产。 但因为它古典怀旧的历史地位，仍有假货冒名生产。所以影片中出现的三块手表，无不隐喻着保加利亚当下社会并存的几种社会价值观。 一块作为被人耻笑和利用的“荣誉”奖励给特赞科的廉价电子表，总是跑慢；一块作为欺瞒糊弄特赞科的造假的光荣牌手表，总是跑快；一块被主流社会随意丢弃的传承自父辈的老旧手表，仍然守时。 在肤浅和腐败横行的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全景里，一块重新寻回的手表，是否能挽回因阶级和城乡分化而走向支离破碎的人性呢？

　　戈洛佐娃与瓦查诺夫的电影一向重视声音设计，特别是每部影片片头与片尾的前置声与后置声的奇妙对应。 《教训》中是女教师的板书声，但经历过一场劫难，女教师课堂里的粉笔声已经不是最初的粉笔声，虽然生活仍然继续。

　　《荣耀时刻》的结尾，茱莉亚丈夫的车内欢快的音乐结束，黑屏画面中传来一声车门响，丈夫在画外空间里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的中产阶层幸福生活将因片头出现的那块手表，被底层受害者丧失天真后的暴力颠覆了呢？还是他们终于懂得释放善意，以平等对话的生命态度，赢得了仍不失天真的老实人的原谅呢？

　　导演瓦尔查诺夫说，愿意邀请每一位观众以自己的理解方式，成为此片共同的作者。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结局，都发挥着影像媒介释放社会压力的功能。

　　作者：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