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女人的故事》:出走、反抗与自救

重读《女人的故事》:出走、反抗与自救 日期:2022年03月08日

  2011年我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访学期间,看到一部讲述乡村女性的电影《女人的故事》,很是吃惊,我虽然研究女性电影,却在国内无缘看到。2012年在“中国女导演研讨会”上碰到彭小莲导演本人,约定之后采访她,却因种种事情延误。2018年在巴黎中国电影节上看到她的新作《请你记住我》,但她本人却未到场;2019年6月19日突然传来噩耗,彭小莲导演因病去世,享年66岁,可惜、遗憾、懊悔,各种情绪掺杂着涌上心头。

  《女人的故事》

  导演:彭小莲

  编剧: 肖矛

  彭小莲导演离世2年多了,今年三月电影资料馆的“新时期女导演群像”影展中,我把《女人的故事》选为了开幕片,因此也有了再次观影和重新解读的机会。《女人的故事》大家可能有点陌生,观众更为熟知的是她的《美丽上海》和《上海伦巴》,因为有明星主演。《女人的故事》虽然是她的第二部长片,但是我更愿意把这部影片看作是她的处女作,因为它是彭小莲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之后第一个主动想拍的故事。剧本是女编剧肖矛写的,起源是肖矛的妈妈讲了一个她在乡下听来的故事,肖矛和彭小莲都很感兴趣,她们就一起下乡采访,肖矛就写了这个剧本《女人的故事》,但没想到被上影厂否了,彭小莲只好接了个厂里分配的剧本《我和我的同学们》,这部影片获了金鸡奖、童牛奖,彭小莲才有机会拍摄她心心念的《女人的故事》。

  这部影片1987年在国内公映,并没有获得太多反响,反而在美国、日本发行放映时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肯定,获得1988年夏威夷电影节观众最喜爱影片奖以及1989年第12届法国克雷黛女性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对《女人的故事》非常欣赏,称之为“一位美丽的女导演拍摄的一部美丽的电影”,认为她在日常细节和氛围营造上天分惊人。

  经过35年,我们重新回看《女人的故事》,发现这部影片历久弥新,女编剧、女导演、女性视角、女性意识、女性议题、女性主体,是一部表达非常完整非常清晰非常充分的女性主义电影,涉及包办婚姻、生育观念、重男轻女,和当下全球的女性议题全部扣合。在当年对这部影片的讨论中,大家也都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有着鲜明自觉的女权意识、探讨女性解放之路的女性电影。

  《女人的故事》讲述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三个农村女性进城务工的故事。这三位女性从乡村出走,脱离了男权浓厚的压抑环境,到大城市谋生路,见了世面,获得了经济独立,还结成了稳固的女性联盟。虽然她们目的各不相同,但出走给她们带来了新的生机。

  而在“出走”之前,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在农村是非常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小凤因为家里无男性子嗣被村里人瞧不起,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金香为了给哥哥换亲,被父母安排嫁了一个聋哑丈夫;这两位年轻女性的逃离都是对农村父权制度的反抗,只有来子妈进城是想要帮助小叔子娶媳妇,这位传统中年女性早就被抹去了名字,她因为“生儿子”获得了暂时的安稳和价值认可,自觉固守在父权秩序之内,所以她的反抗性最弱。小凤和金香因为受到父权的强烈压制,反抗性最坚决也最彻底。

  毫无疑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血缘传承宗法制之下,“哥哥”“小叔子”“来子”这些男性显然是处于“第一性”的,而女性却面临着为了家族中的男性要牺牲自我的悲剧命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的姐姐》,影片都是在批判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这种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父权宗法制度都给人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规定了女性的命运,生不生儿子直接决定了女性的地位和价值感,女性还是处于“第二性”的次等位置。

  这部影片最出彩的人物是小凤,她的反抗性表现在对自我的主控权上,是最有清醒头脑的女性。一方面,她勇敢从家庭走入社会,和同乡姐妹一起到城里卖毛线挣钱,追求经济独立,以此来证明女性的能力和价值;一方面,她和男工人发生了一夜情,实现了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带了点性解放的意味,无意中也形成了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挑战。但“大桥之夜”这个情节在当时引发了争议,对于一个刚出门的农村女性来说,专家认为还是太超前了,有点失真,而且小凤的思想偏于正统,不可能不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性格也比较沉稳和内敛,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爱打扮的金香身上,可能更让人信服。

  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给农村女性带来了独立的可能性,影片里的女性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都想找回自己的主体性和价值感,通过经济独立实现精神自由,就算是最守旧的来子妈,思想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影片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光明的希望,这其中就有女性联盟所带来的力量感。

  一开始,小凤、金香和来子妈一起进城卖毛线,虽然有小摩擦,但关键时刻她们总是互相依靠,互相帮助,有困难一起想办法解决,三位女性的情谊非常温暖。影片最有力量的是最后一个镜头,面对前来捆绑金香的聋哑丈夫,她们三个人昂首无畏、目光坚定地走向两个男人,摄影机采取了中近景的仰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英雄常用的角度,三位女性因此显得高大庄严,不可侵犯,形成一种和男性对抗的力量,对夫权的一种示威,达到了反抗性的顶点。虽然影片采取了开放性结局,但很显然,金香是回不去了,这次进城之旅带来了女性自身的觉醒,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标识着女性实现了一种自救。

  可贵的是,影片并没有把女性议题孤零零地拎出来谈,而是放到生活中去自然呈现,整体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风格纪实通俗,叙事流畅,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鲜活好看,因为三位女主人公卖毛线辗转各个城市,从农村到县城,来到首都北京,又南下重庆,最后返回乡村,使影片还带上了公路片的形态,这种流动性的拍法在当时还是挺新颖的,某种程度上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城市的真实样貌。

  影片还适时出现长城、牌坊等景观,增加了空间的多样丰富性,也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孕妇的意象穿插,使影片在写实的基础上多了解读的景深,逃亡孕妇在影片中出现了三回,这在当时引发了争议,被认为太刻意太直露了。这让我联想到了黄健中导演的《良家妇女》,片中也有一个疯女人,这个象征性符号在当时也引发了争议。时至今日,“神秘的疯女人”意象对于大部分观众已经没有观影障碍,导演的主观表达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觉得太突兀。两个疯女人一个是为生儿子而疯,一个是欲望被压制而疯,她们都是男权秩序之外的放逐者,其实也表明了父权宗法制对女性身体和精神双重监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最后疯女人因为有儿子而欣喜若狂,感觉就像范进中举,镜头把疯女人置于阶梯高位,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也让人深思,封建父权思想对女性的毒害和压迫之深令人不寒而栗。

  作者:周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