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弱者为何不再让我们同情 日期：2022年09月02日

　　在以“强弱对抗”为叙事核心的电影中，让弱者赢得观众的同/共情是影片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弱与强在“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不仅让对抗产生强大的戏剧张力，弱者在故事中遭遇的困境，往往也折射着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和经历。 商业片中这类叙事长盛不衰的内因，就是通过同/共情的心理机制，让大众在弱者的抗争和胜利中获得情绪宣泄和心理抚慰。8月25日公映的《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以下简称《世界》）在暑期档市场遇冷，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影片中的弱者——谭卓饰演的母亲欧立春——难以获得观众的同情和认可。

　　可以用去年拿下超过11亿票房的《误杀2》和《世界》进行比照，两部影片都涉及关乎孩子性命的器官移植手术，都讲述了为人父母者为了孩子与强大敌手的对抗。 《误杀2》中肖央饰演的林日朗为了夺回本该植入儿子体内的心脏，持枪劫持了医院急诊中心，为儿子讨公道的父亲成了罪犯，对抗着国家的司法机器；《世界》中的欧立春，为了不让医院加害已患上脑癌的女儿江晓鱼，撒泼与院方董事长丁一鸣（王千源饰）死扛，饱受先心病折磨的董事长女儿丁雁因为特殊的血型，急需移植江晓鱼的心脏救命。

　　强弱对抗的关键在于对手，对手越强大越狡诈，对抗的难度就会越大，而这种胜算渺茫、以卵击石般的对抗，才会点燃观众的情绪，让他们血脉偾张。 遵从这种类型化的叙事规则，在《误杀2》中，为了属于儿子的心脏/生命，林日朗要对抗的是越来越有权势的官员，越来越多的警察和枪。《世界》中最紧张的时刻在故事中段，周铁饰演的医院副总正要下药暗害江晓鱼，当丁一鸣挥拳打翻了他，也就打翻了欧立春和自己的对抗。从此处开始，女主角失去了对手，此后让她左右为难的是，要不要在女儿身故后捐出她的心脏，开始了一个不走运的母亲在舔犊之情和有待提升的社会公益意识之间拖泥带水的纠缠。 犯罪片是《世界》在海报上宣传的类型。正如是枝裕和所说，犯罪是一个社会身上的脓疮，所以犯罪片不仅仅要展示罪恶带来的悲剧，更需要追溯到悲剧背后社会结构性的病理。林日朗举枪所向的，是东南亚社会中官员们公权私用带来的社会不公，在依法治国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下，这个异国他乡的故事依然能引发中国观众的共鸣。 《世界》中也触及到某些社会现实，比如丁一鸣所代表的富豪人群，他们身上巨大的经济权利往往也伴生着远超普通人所能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遗憾的是，当丁一鸣心头罪恶的念头消失掉，当影片用个人的道德自律取代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探讨，也阻塞了一条和观众共情的途径。

　　可以说，塑造得不成功的弱者形象，其实与谭卓的表演毫无关系，它首先来自于主创对类型片创作规则的漠视，豆瓣上有评论指出影片最大的毛病在于调性混乱，戏称它是电影版的奥楚蔑洛夫（契诃夫小说《变色龙》的主人公）；其次，借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审视影片，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对弱者的抚慰，而是一首唱给消费主义时代的“好汉歌”。 丁一鸣无疑正是这样的强者，从潜藏在影片中的意识形态而言，他身上所承载的正是好莱坞电影宣扬的“个人主义”，个人的成功来自于为达到一个目标的艰苦奋斗，来自于要经历大多数人都不愿承担的风险，比如只有他愿意为买黑市器官深入邻国险地。 影片对丁一鸣的发家史和个人生活都进行了浪漫化的处理，他的居所干净整洁一尘不染，有着清教徒似的自律与负责；欧立春家中则杂乱肮脏，被人追债无家可归的悲惨，不仅是自己的无能更来自底层社会的相互伤害。他们个人价值差异来自所属的不同阶层，个中高下立判。正如弥留的江晓鱼把他误认作父亲，丁雁命名爸爸是“最爱我”的那个人，在商品和资本的社会里，父亲这样的人被信赖、被爱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丁一鸣的世界里，什么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他低价买入大量资产，这导致后来的暴富，当时那些因此负债累累破产自杀的人，在他眼里，只是新经济浪潮中被淘汰的不合格商品。换句话说，人和物都只是商品和物品，只有当他（它）们对自己有用时，他（它）们才是重要的。 所以得知身患绝症的江晓鱼有与女儿相配的血型，她就立即被邀请进入那块象征身份的特殊病区（影片用幼时同学的身份对此加以了修饰）；片中没有明确表现欧立春如何同意捐出女儿的心脏，但有情节是她愿意捐出自己的心脏，条件是换来足够多的钱，这些钱要多到能买到（表面上的）家庭完整和让父亲养老，多到能替换掉她既是母亲又是女儿的伦理身份。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其实是片中善良懂事的江晓鱼，当得知自己身患绝症，这个小女孩身上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淡定冷静，也可以说，在她看来，当不能再在舞台上成为瞩目的焦点，在运动场上获得荣誉，在暧昧中享受懵懂之情，这样的生命是不值得留恋的。这种强烈的自我商品化的冷血让人震惊，她甚至渴望能早一些捐出心脏，也就是早一些实现自己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

　　江晓鱼和她的母亲，倒是精准地贴合学者汪晖所提出的“新穷人”概念，他们是消费社会里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又不断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

　　回到电影本身，这部看似父（母）女情深的影片并没有那么多的爱，因为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超越功利和利他的情感。这些站在特定立场上的分析是为了说明一个现象，如果说成熟的商业类型电影是叙事规则和价值观念双重成熟的话，国产商业片还需要抱持着“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耐心和信心。

　　作者：虞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