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阁楼上的“疯男人”,法庭上的“女罪人”

《坠落的审判》:阁楼上的“疯男人”,法庭上的“女罪人” 日期:2024年04月18日

  原名《坠楼死亡的分析》在国内3月29日公映时更名为《坠落的审判》,这部获得第7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第49届法国电影凯撒奖6项大奖和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等多项重量级奖项的影片自然受到极大关注,茹斯汀·特里耶也因此片成为世界影史上第二位获得法国凯撒奖最佳导演奖、第三位获得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的女性导演。 影片在全球发行放映,导演首度来华与中国影迷交流,引发了很多讨论和争鸣,足以证明在全球性别议题流行的大语境下,导演的性别身份和立场与影片中的性别关系产生了奇妙的双重互动效果。

  元创作:真实与虚构的边界

  在采访中,导演茹斯汀表示创作灵感来自于美剧《广告狂人》的片头动画——一个男人从高楼坠落,这个坠落的动作在脑中一直挥之不去,最终呈现在影片中的是丈夫从阁楼坠落身亡,同时也伴随着女作家名誉的坠落,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另外,十岁的女儿也启发了她要设置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待家庭生活。影片始终以儿子丹尼尔的视点来观察这对夫妻的生活,虽然丹尼尔是一位视障者,但在对女主人公审判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片的开头以采访开始,一位女记者对一位女作家提问,并开启了录音:在小说中您描写儿子真实发生的事故让人读起来很不安,一个人只凭经验写作吗?您的书总是真实与虚构相交织,如何区分呢?这是您追求的风格吗?……但是女作家总是岔开话题,表示对来访者感兴趣,想要把女记者写到书中,转而向女记者提问。此时,阁楼上的丈夫开始播放躁动不安的音乐,二人的交流不得不中断。“看不见的丈夫”以音乐为媒介表达对妻子的不满。 丈夫的动态影像有两段在场,一次是与妻子争吵的录音中,一次是儿子的证词中。丈夫萨穆埃尔本来是一名优秀的大学老师,后来重心转移到写作上,因为创作灵感枯竭,每次与妻子谈话、争吵,他都悄悄开启了录音。

  最近的这次录音在庭审中播放,亲密关系从私人空间放大到公共空间,成为审判妻子最不利的证据。在录音的闪回画面中,丈夫第一次正面出现,抱怨没有时间写作,指责妻子剽窃自己的小说,怒斥妻子的出轨,台词真实、深刻、尖锐,之后暴力打斗的画面被隐去,只留声音,供听审者和观众想象。此段闪回影像再次提及了创作方式,丈夫采用录音记录真实的生活对话,写的小说还启发了妻子的创作灵感。

  追溯到导演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关于创作也有相似的情节,心理医生西比勒一心想当作家,为了获取创作灵感,她偷偷录下来访者做心理咨询的谈话,并且把拍电影时的现场对话搬进小说,把家人也变成小说中的人物角色。 西比勒的偷偷录音,萨穆埃尔的偷偷录音,桑德拉把母亲、父亲、儿子、丈夫都写进小说,这种未经他人允许就进行记录写作的方式,导演对其道德伦理层面上不置可否,不予评判,而是显现出对创作的关切、一再追问、探究和质疑,也暗含着她在创作上一以贯之的某些焦虑和隐隐不安。

  在庭审中,检察官拿着女作家写的小说中幻想的杀夫情节来质问女作家,意图以虚构指向真实,显然混淆了“想象中的谋杀”和真实生活的边界。影片到最后也未给出真相,闪回丈夫是如何坠楼身亡的镜头是缺失的一角,这个空白留在了各个观众心里,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答案。 这个庭审空间就像一个剧场,把复杂私密的婚姻关系拉到大庭广众之下去拷问,对于围观群众,如同媒体所说,女作家杀夫显然比男教授自杀更具有可看性和戏剧性。导演对此解释:“生活是一场没有真相的悬疑”,故事没有答案,它永远在进行时。 至于我,我和丹尼尔一样,愿意相信女作家桑德拉是无辜的,除了她本人冷静理智的自辩,律师精心尽力的辩护,还有丹尼尔为母亲所做的证词。尽管丹尼尔也曾陷入迷茫和痛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母亲,并拿狗狗做了实验,回忆起父亲曾经用“狗”来暗示自己将要离开的前兆,从而说服了自己,解救了母亲,完成了成长,但也留下了永远的伤害。

  性别关系:“女人”是一种处境?

  影片长达2个半小时,却丝毫不觉得冗长乏味,除了命案悬疑、法庭辩论等类型元素的吸引力,主要是以精巧的叙事结构、浓缩的戏剧情节、微妙的细节、精彩的对白深刻剖析了大部分人都身在其中的婚姻关系。 《坠落的审判》表面在审判女作家,其实是在审判摇摇欲坠的婚姻关系,这种性别政治关系在家庭小单位的普遍性让人感同身受,而编导犹如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一般冷静地呈现了婚姻中最真实可憎的一面。 公映后对影片讨论最多的就是关于性别关系的倒置,具体说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倒置为“女主外男主内”。“女人”是一种处境,把男人放在女人的位置,他也会变成“女人”,这里的“女人”是指“第二性”的位置。

  《坠落的审判》中,丈夫萨穆埃尔就处在传统女性的位置上,担任家庭职责,照顾孩子,装修房子,同时还要在大学教两天课,承担一半的经济压力,没有时间投入创作,离当作家的理想渐行渐远,社会价值感的缺失使其抑郁崩溃,“怨夫”的形象令人想起“82年生的金智英”,《新闺怨》中的何绿音,《婚姻故事》中的妮可;而妻子桑德拉则是一位有名望的女作家,事业有成,靠稿费和翻译挣钱养家,提供另一半的经济来源,情感上出过轨,很少陪伴孩子。 在争吵中,心理失衡的丈夫抱怨妻子对家庭的冷漠,而妻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丈夫的愤怒来自写作理想的失败。女作家在法庭上被诟病为不忠的妻子,失职的母亲,最后成为杀害丈夫的最大嫌疑人。最后她被证明无罪,当庭释放。而“她唯一的罪过”,如辩护律师所说,“就是她在丈夫失败的领域太过成功”。

  有意思的是,德籍女演员桑德拉·惠勒在茹斯汀执导的两部影片中扮演的都是强势有力、理性智慧、主控大局的一方。在《西比勒》中扮演女导演,在《坠落的审判》中扮演女作家。这些以创作谋生的独立职业女性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导演茹斯汀的分身,即以人物角色表达她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就像她在采访中所说:“通过拍电影可以重新定义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和组织自己生活的结构。” 值得思考的是,《坠落的审判》并不仅仅是一部女性电影,而是一部极富社会洞察力的人文电影,它勇敢地揭开了亲密关系的伤疤和困境,令人深思。影片以孩子的视角观察家庭生活,而非单纯的女性视角,观众和丹尼尔一样,视野是有限的,而非全知全能的,我们都坐在听审席上,对于女作家的内心世界我们不是完全了解,而是富有一种神秘感和力量美。桑德拉相当刚强,在压力巨大的庭审过程中,只有一次崩溃哭泣,当孩子拒绝母亲在家过夜时,她在车里忍不住释放了自己脆弱的一面。

  另外,这场婚姻关系中夹杂了一个关键的突发性创伤性事件——儿子丹尼尔遭遇车祸几近失明。丈夫因此自责,罹患抑郁症,无法投入写作;家庭为了减少开支,搬到妻子陌生的法国;丈夫拒绝妻子同床,为了减缓心理压力,妻子出轨……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背后其实都有一种前因后果的悲剧感,同时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谁对谁错呢?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都有牺牲妥协和无法逃脱的家庭责任,无论是遭受精神折磨的丈夫,还是孤独寂寞靠写作养家的妻子,彼此都需要一份互相理解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对丹尼尔而言。

作者:周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