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归途》：主旋律框架下的个性化表达 日期：2022年10月18日

　　《万里归途》根据真实的外交官撤侨事件改编，尽管故事发生在一个时常发生暴乱的国家，但是影片突破了以往战争片中堆砌大量视效奇观的呈现模式，将“不动武”的中国外交官摆在大银幕之上。

　　影片中的文戏和武戏配合得当，类型化叙事的文戏由小至大层层串联、积蓄力量，武戏既是最后的情绪爆发点，同时起到了自然转场的效果。另外《万里归途》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具有诸多可进行探讨的空间。

　　类型化叙事与中式价值观建构

　　俄罗斯轮盘赌经常与亡命之徒、极端刺激挂钩，也常出现在警匪片、黑帮片等商业类型片中，我们很难将外交官和亡命赌局联系在一起。但在影片《万里归途》中，由张译饰演的外交官宗大伟却不得不两次直面左轮手枪下的命运之轮。 宗大伟为了追回掉队的侨胞，一行人被囚禁在叛军的营地，叛军首领用一位努米亚老人的性命逼迫他加入俄罗斯轮盘赌。在宗大伟犹豫退却时，努米亚老人先他一步拿起左轮手枪扣动了扳机，老人中枪倒地。值得注意的是，努米亚老人也是由殷桃饰演的白婳的在努中企的员工，老人之所以成为赌注，是因为他在白婳遭到叛军欺负时挺身而出。在第一次轮盘赌的游戏中，对手双方是宗大伟和叛军首领，赌注是努米亚老人、宗大伟的同胞女性白婳，地点是叛军营地。

　　在这一次赌局中，宗大伟一行人被叛军层层包围，他没有发挥“英雄”的作用——挺身而出，第一次的俄罗斯轮盘赌以老人的死亡和宗大伟的胆怯而失败告终。 远方的妻儿是宗大伟退缩的原因，是他拯救众人、成为英雄的“阻碍”。第一次的轮盘赌对他来说，是一次预演，是“成长”的起点，也是成为英雄的必经之路。于观众而言，影片和观众达成了一个“类型约定”，第一次的失败使得观众进入角色内心，观众的观影视点与主角的成长路径重合，建立了再次面对“俄罗斯轮盘赌”的期待。 在第二次的轮盘赌的场景中，对手双方不变，产生变化的是赌注和事发地点。赌注变为白婳和她收养的努米亚孤女，白婳的身份从女性“升级”为母亲，因此宗大伟的拯救目标是一对母女；事发地点则从叛军营地变为边境海关。

　　这个情境是对第一次的修正，拯救目标和先前的“阻碍”合二为一，白婳和孤女的母女组合对应宗大伟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女儿，远方的妻儿成为英雄的激励，小家的愿望与国家的意志达成统一。事发地点的变化，则表明宗大伟此时不再是孤立无援，祖国的力量成为英雄的后盾。 重复出现的“俄罗斯轮盘赌”情境，成为英雄试炼的场域，再次面对并战胜它是英雄的宿命，也是大众的期待。当英雄勇敢地完成了拯救任务，并机智地戳穿叛军首领虚伪的面貌后，戏内和戏外都完成了中式价值观的建构。 在两次的俄罗斯轮盘赌中，生活在努米亚的中国企业家白婳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外交官的遗孀，她毫无自保能力，甚至是导致宗大伟陷入两难困境的导火索。第一次，手持枪械的叛军意图欺辱白婳，是男性角色出面阻止；第二次，白婳作为母亲选择保护孤女，使得宗大伟不得不再次面对性命赌局。

　　英雄救美是以往英雄硬汉类电影中的经典桥段，这类桥段深入人心、合情合理。的确，当道德丧失的男人遇到女人，在男性体格压制下，女性只得成为被欺辱者和被拯救者，这种被动状态是女性长久以来社会地位低的呈现，这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情况。另外，作为一个平民，在政治情境中确实不如外交官的身份有优势，于是白婳的陷入困境、等待拯救似乎是一个必然。 但既然电影是艺术创作，我们是否能赋予女性角色一些“阳刚力量”？再者，作为一名独自在战乱国家办公司的女人、一个与外交官丈夫聚少离多的女人，她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遇到过类似的窘境？她是如何克服的？她的能力和力量是否有可能使她在这两次“俄罗斯轮盘赌”中起到正面的作用？“英雄救美”虽然好用，但是打破陈规旧例也是时代的声音。

　　“连通的世界”与“关上门的幸福”

　　《万里归途》中有一个颇为“壮观”的场面出现在第二次轮盘赌的场景中，当宗大伟与叛军首领陷入僵持，由王俊凯饰演的外交官成朗手持摄像机并说出叛军的软肋后，被困在海关的民众们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拍摄/直播。人类学教授奈杰尔·波拉特曾指出，“这不再是分化成几个文化—领土的世界，而是被人、物品、金钱和信息连接了起来，即使是最偏僻的地区也处在互动的世界框架中”。

　　这一场面中的摄像机、手机成为性命攸关的现场接通世界的窗口，互联网则成为连接的关键性媒介。叛军手中的武器也曾在前几个世纪叩开各个大洲之门，使世界各地达成连通；如今却受制于新媒介的威力。新旧两物被并置在同一个场景中，这一幕显得尤为震撼和荒诞。 影片除了在影像中制造蒙太奇的效果，还通过简洁有效的声音迸射出多层的情绪。当宗大伟圆满完成撤侨任务，从战乱中回国，夜晚他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往家走时，一声爆炸般的巨响突然出现。原来是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人们在欢度春节。可是当巨响的声音先于影像出现时，宗大伟的神色微微一紧，抬头看见烟花后，他才恢复了之前的笑容。

　　心有余悸的恐怕还有观众，前几分钟，观众们还和宗大伟一同处于那个炮火横行的战乱地区，当听见突如其来的巨响，第一反应是紧张与害怕。这样的妙用与1933年的影片《小玩意》如出一辙，半疯的叶大嫂在街头听见礼炮的巨响时，大声疾呼“又打仗了！敌人杀来了”，引得街上的人群乱作一团。 影片还有一处很耐琢磨的拍摄手法，且这一手法令笔者联想到了西部片中维护了社区的秩序后、依旧被拒之门的牛仔。在《万里归途》结尾处，宗大伟回到家里与妻儿、家人团聚后，镜头由屋内向大门处缓缓后推，直至退到大门口。画面中是一个敞开的大门，这时大门缓缓被关上，观众看见的是一个紧闭的、有着喜庆装饰的大门，门框后是观众看不见的宗大伟一家人和热的景象。这显然与西部片中牛仔的结局不同，中式英雄在完成了拯救大众的任务后，回归家庭，被家人接纳。

　　另外，“关上门的幸福”与前文所提到的拯救了侨胞的关键性概念——“连通的世界”，这一关一通看似矛盾，却共存于影片《万里归途》中，这暗合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处世之道。

　　这种多元性还体现在外交老手宗大伟和年轻的外交官成朗身上，两人因为“信息是否应该完全公开”起了冲突，之后是掉队侨胞引发的危机和大使馆的成功接洽。可以说，《万里归途》作为国庆档的“种子选手”是实至名归的。导演饶晓志等主创在主旋律家国叙事的框架下努力进行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对影片创作的“讲究”跃然银幕。

　　作者：颜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