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真相》：“后真相”时代的正义 日期：2023年09月08日

　　《最后的真相》是暑期档很容易被忽视的电影，在盛行“话题营销”吸引眼球的当下，它既没有直接呼应热点社会事件，也远离了大众关注的现实话题，只是一部相对少见的法庭推理片。

　　影片中黄晓明饰演的律师丁义峰在法庭上追寻案件真相的过程，也是蒙尘的道德理想与职业信念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个故事呈现了一个已然古旧的主题——良知的意义，仿佛是与之对应，它也有着偏向古典的电影叙事形态，比如对主要人物背景的交待，扎实的铺垫和前传能让我们看到戏剧性动作的由来和成因，在人物做什么之前明白他的欲望和目的。在“得抖音者得天下”的电影市场上，相当多的国产电影正在变得愈发“着急”，急着让人物进入戏剧冲突，急着让观众看见奇观场面，看见预告片“许诺”过的精彩。所以这部电影叙事上的从容不迫和娓娓道来，带来了一种“别后重逢”的观感。

　　另一层意义上的少见是指，法庭推理片也是国产片中“低产”的电影类型，被人所熟知的还有《全民目击》（2013）、《十二公民》（2015），这种类型是一场创作者和观众之间 “解密”的智力游戏，悬疑推理中异峰突起的叙事反转、情节设置草蛇灰线的前后呼应、叙事进程缜密的逻辑编排，以及控辩两方法庭上的精彩交锋，是这种类型依托叙事技巧制造的看点。诚然，这类影片恒定终结于实现法制意义上的公平正义，但一次次反转呈现的不只是罪案的谜底，还有复杂的人性和斑驳的现实。

　　《最后的真相》在提供给观众 “有保证的快感”之余，更刻画了一组身处底层社会的边缘人物，涂们饰演的空巢老人马双喜、徐娘半老的按摩女金喜妹（闫妮饰）和她的儿子毛卫卫，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就是这场罪案的真相。类似的角色在朝向中产阶级旨趣的商业电影中，往往是承担叙事功能或承载道德元素的符号，但在这部影片中，他们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

　　比如马双喜，这个纵情流连于藏污纳垢之地的酒精依赖症患者，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可他又有着少年般的天真和逞强，他想对爱人有所作为，甚至为了金喜妹的困厄甘愿付出性命。很难分清这份爱意是出于肉体的冲动，精神的慰藉或是孤独中的陪伴，它并不道德，但足够真实，就如同《牡丹亭》里的“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金喜妹更是兼具了“按摩女”、母亲、爱人的多重身份。上个世纪30年代，阮玲玉在《神女》中借由妓女/母亲身份的矛盾揭示了社会的矛盾，这样的喻指在金喜妹身上并不成立，从歌舞厅到按摩院十数年谋生于风月之地，暗示着她本就不是被生活所迫的贤妻良母。丁义峰在法庭上为她辩护时说，即便大众视她为社会毒瘤，作为一个人同样有被尊重的需求和爱的权利。闫妮用她细腻准确的表演，传神地表现出了角色辗转在这些身份之间的欲罢不能和身不由己。

　　丁义峰也是远离了理想信念的边缘人物，当年的他秉持职业操守，导致自己被全行业封杀。就如同片中媒体朋友所调侃的，没人会在乎什么是正义。惨痛的经历让他只相信现实的利己主义，为了推翻公认的“铁案”，胁迫金喜妹在法庭上作出了虚假供述。

　　这些角色身上交织着人性的黑、白和灰，你无法用一张简单清晰的标签去定义他们。半张脸被烧伤毁容的毛卫卫就是这种复杂的图解，他外化了创作者对人性的认知——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他们是罪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犯下了罪行，同时也是在与命运抗争，这种复杂让被追寻的真相和被伸张的正义中，夹杂了厚重的苦涩和悲情。

　　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媒介，影视作品折射出了一个时期的社会心态。《最后的真相》中表现着情理与法理的矛盾，热播剧《遥远的季节》讲述了难以抚平的历史伤害，这些文本中既有大众对司法公正、社会公平和守卫亲情的渴望与诉求，也在改写着对实现正义的理解，它不再只是一个确凿无疑的行为或者事实，也是转身向内的精神建设。《遥远的季节》中，范伟饰演的王选最终和历史挥手作别，他的正义实现在别回头，向前看的释然。《最后的真相》要处理的戏剧性困境是“没有真相”。也就是金喜妹在病床上做的有罪供述，无法确认真假，她完全可能为了保全儿子而说假话。

　　影片中丁义峰最终选择了追求良知，是在善的观念和对公正的信仰下，做应做之事的担当。他的当庭认罪伏法，是对实现正义信仰的利他性的奉献，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有罪必罚这一司法公正的具象，既抚平了自己身上的道德焦虑，也保全了金喜妹母子的天伦之情，更向观众确证了法律的神圣和正义不可质疑的权威。

　　这种求诸于己的危机化解方法，缝合了叙事，但能不能带来观影的快感则见仁见智。作为一种有着严密叙事逻辑要求的类型，在丁义峰最终的转折上还欠缺说服力，也就减少了对观众情感和心灵的冲击力。他在片头的出场也有类似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没人在乎正义”的社会环境，一个律师被封杀，也不会导致媒体的关注和社会舆情。但瑕不掩瑜，《最后的真相》无疑是一部品质优良的中等成本商业电影，在工整完成类型叙事的同时，又实现了对当下现实的观照和表达。

　　“没有真相”也是当下中国电影正在经历的文化语境。拉尔夫·凯伊斯在《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欺骗和虚假》一书中提出了“后真相时代”的概念。在互联网与社交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下，人人皆可说话和对传统权威的不信任，让人们反而无法获知真相，情感和利益成为了影响人们决策和行为的主导因素。面对铺天盖地的营销信息，我们其实也无法确定电影的好坏，那我们靠什么去选择呢？

　　“话题营销”引发的市场热潮能持续多久尚未可知，但无疑中国电影需要更多的优质产品，来延续电影创作和观众的双向奔赴。在这个意义上，《最后的真相》值得被更多地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