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组：跨媒介1组-文学到电影
主持人：武亚军
中央戏剧学院 教授
陈嘉钰（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 硕士研究生）
题目：《跨媒介的叙事流变：1980-1990年间国产侦破片与“文革”时期“类侦探”手抄本小说》
在80年代类型探索的大潮之下，一类在彼时被国人称作“侦破片”的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在中国电影银幕上。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国产侦破片既可以追溯到中国“十七年”间的反特叙事传统，又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相关。“文革”时期“类侦探”手抄本小说延续了“十七年”间兴盛一时的反特叙事，并影响了“文革”结束后80年代的国产侦破片。文章意图通过挖掘20世纪80年代国产侦破片和“文革”期间“类侦探”手抄本小说之间的相关性与相似性，探寻80年代的国产侦破片何以形成了一种糅合惊悚氛围、悬疑叙事、文革“伤痕”和反特意识的独特混杂样态。
黄筱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博士研究生）
题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电影改编的原生性与艺术路径》
茅盾文学奖评选四十年余年，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多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获奖小说被改编为电影作品，实现了由文学到电影的媒介转换，开拓了当代电影的创作空间，是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改编电影为研究对象，以其创作的历史语境回溯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和整体概况，分析获奖作品电影改编的艺术特征和改编逻辑，总结和反思改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不足之处。
李诗语（北京大学 博士研究生）
题目：《同步与错位：作为观影环节的电影小说阅读——以1945-1949年民国电影小说为例》
电影小说是一种以小说的形式再现电影的电影文学形态。战后时期，动荡的经济显著影响着观众对于电影活动的选择。在此影响下的电影小说阅读与影院观影会出现同步与错位两种情况。当阅读与观看同步时，电影小说对观影经验的补充贯穿看电影这一活动的始末，文字对影像的再现影响甚至改变了观众对于电影本身的体验；当阅读与观看错位时，电影小说成为了影像的“替身”，阅读成为对难以达成的观影的补偿，在电影档期的时间之外和影院银幕的空间之外，电影小说成为通过想象的形式达成的另一种观影，不仅建构并拓展了观众对于电影的认知，这种想象甚至从它本应再现的影像之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种难分虚实，甚至无需再现本体的影像经验。
孙萌（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
题目：《跨媒介语境下<茶馆>的生产与传播——以1982年电影版<茶馆>为中心的考察》
老舍的《茶馆》已有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媒介形态，无论剧场式传播或云传播，都为观众提供了多种渠道的观看方式，扩大了《茶馆》的传播与接受。1982年的电影版《茶馆》在场景上更有深度和广度，在银幕形象的生活化、银幕形象的立体化、幕间贯串与时空处理等方面深入探索，体现了电影的优势。2022年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纪念版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呈现了一版具有特殊意义的《茶馆》，它体现出了对作为历史的《茶馆》的传承与创新努力，也体现出了在如今的媒介场域之中，话剧的生产和传播的新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茶馆》与《茶馆》之间、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观众之间，更是体现出了媒介与时代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茶馆》已超越媒介本身的意义，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空间，成为多元语境下的文化价值符号，有着更丰厚、更宽阔的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与文明积淀。
檀秋文（中国电影资料馆 编审）
题目：《<新儿女英雄传>：从小说到电影》
文章从史东山对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编的过程、影片和小说文本的比较，以及改编后对影片的评价三个角度入手，分别探讨了电影《新儿女英雄传》在改编时采取的策略，从中体现出的时代内涵和文艺精神。
杨光（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
题目：《从小说到电影：民族化理论视域下“风景”的跨媒介叙事（1949—1966）》
自然风景、声音景观、心灵视景是“十七年”电影中“风景”跨媒介叙事的三重形态。“恬淡”与“留白”承袭古典美学中的自然语法，前者以“远”“隔”“简”凸显“淡”的幽微与深邃，后者在藏而不露，隐而不显之中超象虚灵、返虚入浑。声景分为基调音、信号音、标志音三个层次，并与方言、对歌、相声、“恋地”等民族形式展开对话与互鉴，聆察静默亦是声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心灵视像的探索须在愉悦、憧憬、追忆等情感类型中“度物象而取其真”。既求索于“象”背后的物性自然与我思主体，还应注重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审美关系，从而体悟鲜活、开放的生命状态，让自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点评人：安燕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对陈嘉钰的点评： 选题上有一定的新颖性，在史学研究的观念上有一点是值得认可的，即这篇文章显示出寻求一种历史的连续性。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连续性的寻找是必要的。嘉钰同学这篇论文的史料是比较丰富的。她主要从三大块结构讨论作品的关系，是比较常规的能为人所接受的结构模式，但我认为如果能把结构的方式打破重组会更好。因为这种结构方式有些常规化。 我认为在材料方面稍有些不足之处。谈及关系，我们不可能回避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比如手抄本小说对侦破片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感觉第三部分的材料稍微缺失了一点，如果能找到更充分的凭证，说服力会更强。还有一点是关于80年代电影的问题。80年代是一个启蒙思潮特别兴盛的时代，为什么当时娱乐片的事业会推向这种极端，如果能通过更充分的材料来证明和讨论这些问题，论文会更完善。 对黄筱玥的点评： 这篇论文关于茅奖电影改编的选题是值得研究的，它从延伸性和艺术路径上进行讨论，我认为这个题目还是大了一点，对研究深度会有一定影响。这一类选题应当选取一个小的视角，比如选择某一个作品的改编，以这个史料去分析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以及观念上的冲突、调和，和对时代精神的一种把握。
其次是关于艺术逻辑的问题，对历史的多维书写需要一种基于事实的描述，现在文章的视角偏大，将其精简落实会更有深度。 对李诗语的点评： 电影小说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李诗语的整篇文章材料特别充分，从经济、时间、空间作为切入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文章的第二三部分，观影流通环节会存在一些问题，其实小说本身只能作为奠基性的材料，还需要另外的一层观影材料，把电影小说材料和观影材料进行对读会更好。 对孙萌的点评： 孙萌老师的文章是以1982年的电影版《茶馆》为中心聚焦讨论，本身是一个跨媒介研究，具备了很多丰富和新鲜的材料，以事实叙述为主。但从整体来说，文章题目过大，建议把跨媒介作为突出讨论的重点，把分析落到实处。 对檀秋文的点评： 檀老师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特别值得认可。他掌握了非常多新鲜的资料，整个写作过程完整清晰。其中，关于史东山导演个人在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环境中，怎么去进行电影改编，怎么去面对现实与个体之间的争议，从这个小切口深入挖掘很有价值，文本分析也会焕发生机。我认为在这中间应该多做一些考察，考察创作和改编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审慎性。 对杨光的点评： 文章的第二部分（声音部分）分析得很细致、准确，真正把讨论落到了实处，在这个意义上是十分有价值的。但第一部分的写作有些一窝蜂的性质，需要考虑到转换的问题。一些古典美学范畴是否可以拿来就用，还是应该找到最恰当的方式，因此应当注意古代美学与现代的转换问题，找到一种可转换性。
F组：跨媒介2组-复合媒体到电影
主持人：吴冠平
北京电影学院 教授
崔雨橙（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博士研究生）
题目：《新中国戏曲改革对偶动画民族化的影响——以<一只鞋>（1959）引发的争论为中心》
新中国民族动画的产生与兴起与其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从1941年万氏兄弟绘制的中国第一部长片动画《铁扇公主》开始，中国动画人便有意让动画创作向中国传统文化靠近。偶动画也在1950年代初期开始寻求主体性的建立。发端于1950年代初的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为动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灵感来源。1959 年上映的偶动画《一只鞋》改编自同名川剧，也是偶动画与戏曲结合的一次勇敢尝试，作者深入研究了偶动画《一只鞋》（1959）与戏曲结合的尝试及其争议，探讨了新中国偶动画民族化的困境。 偶动画民族化受到了民族动画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错位”影响，导致创作受到政治和实用主义局限。而影片的拟人化手法与观众审美的“错位”加深了民族化挑战。《一只鞋》的历史教训与文化经验表明，除政治因素外，民族动画的确立还涉及传统审美、对抗西方文化动力和艺术家个人修养等多方面的影响。启示我们在评价和研究新中国动画民族化的发展历程时，不能简化地将其归结为纯粹的政治导向，而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考虑其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王羽慧（香港城市大学 博士研究生）
题目：《电影连环画作为史料：重构散佚影片<影迷传> 》
电影连环画是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跨媒介改编实践，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种跨媒介改编的电影衍生品，由于便宜可得，通俗易懂，有较大范围的受众基础。具体来说，电影连环画指代的是“电影拍摄前后，以电影图片为基础，选编或绘编而成的连续叙事性图画，散见于电影说明书、电影杂志、报纸、电影特刊等，也独立成册出版”。这种图文材料用大规模印刷品的媒介形式保存了电影文本，但又常常因过度简略的概括，以及通俗化的表达而损失“电影感”。作者从史料考证与运用范畴的角度，探索连环画作为史料的可能性，以连环画为基础，重构散佚影片，还原电影文本与文化语境。 从《影迷传》的例子来看，把电影连环画作为史料，研究散佚影片的文本，确实能够起到补充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能回答某些关键的问题，例如影史上关于情节的具体讨论，究竟针对是什么情节与镜头，有了图文材料的支撑，这些讨论将不再空泛。然而，电影连环画作为史料，电影史学者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加以利用，又能在何种程度上还原电影文本仍然亟需探索。我们需要设立一种标准，即电影连环画作为史料的可用条件和适用范围:首先，对于电影连环画本身来说，实物史料需要有一定数量且成系列，能提供足够的细节，反映被电影说明书所略去的内容;其次，可以用电影连环画进行重构的影片，连环画必然不是孤证，应该有更多相关材料(如电影说明书，电影评论，电影广告等)与之互证与补充;最后，有必要综合还原的散佚影片类型，须是在电影史上拥有重要的文化或美学地位的作品，影片引发过一定程度的历史讨论，却又因拷贝缺失，让当代研究者无法具体地讨论影片文本和相关批评。
陆佳佳（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安宁（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
题目：《跨介转译、转境位移与银幕艳史：论<女侠红蝴蝶>的跨文本旅行》
《女侠红蝴蝶》的改编实践分别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第一次商业片浪潮之际，30年代影人南下之时，40年代初娱乐片盛行之隙，以及60年代左右香港电影娱乐格局初步成型阶段。《女侠红蝴蝶》四次的改编实践，跨时代文本在“商业性”的本体追求层面呈现出了集体一致性。四个不同时期的文本除了在主题上延续红蝴蝶匡扶正义、巾帼不让须眉的侠骨柔情外，在内容上则会因不同的社会框架和时代语境有所差别。这几部跨时代文本仍旧在“商业性/娱乐性”的本体层面呈现出了一致性，诉诸影像则是强调对武侠故事与身俱来的“震惊”与“吸引力”感官体验的编码。 从上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到 50 年代末，从连台本戏到活动电影，从十里洋场到香江岭南，这场以《女侠红蝴蝶》为中心所展开的跨媒介、跨区域、跨时空的文本旅行，既体现了元文本《红蝴蝶》与后文本《女侠红蝴蝶》在不同艺术本体中的媒介个性与媒介间性，也深刻描绘了影像艺术与视觉化经验、现代性体验、世俗性景观、当下性框架及时代性语境之间的亲缘关系。与此同时，更聚焦/透视了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横跨沪港两地的四次商业片浪潮之间的微妙勾联，以及这几次商业片浪潮发生、高潮、演进、退隐的文本注脚/微观注脚。为我们认识早期电影史，尤其是中国电影商业片发展史提供了一次有效的契机。
苏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题目：《“超文本”的跨境与跨媒介之旅：<吃耳光的人>在中国》
《吃耳光的人》是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象征主义和心理主义色彩。该剧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两次跨境和跨媒介改编的过程，以《吃耳光的人》为源点的文本序列在主题、风格与意识形态诸方面发生了多重激变。在20世纪40年代的首度跨境旅行中，师陀以《吃耳光的人》为蓝本创作了话剧《大马戏团》，从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俄国来到沦陷时期的上海，将一部充斥着虚无主义和悲观厌世情绪的外国戏剧，改写为一部具有社会批判倾向的中国作品，完成了从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风格转换，但受制于占领当局严苛的思想钳制和审查，《大马戏团》只能以隐晦而折中的方式对现实加以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二度跨境和跨媒介改编中，李翰祥根据《大马戏天》编导了影片《雪里红》，以高度视觉化的方式改写了《大马戏团》的现实主义基调，并通过诉诸情节剧的手法，投射了香港右派影人在文化冷战中的离散情结及意识形态取向。
经过两次时空迁移，无论从主题、风格或文化内涵上讲，影片《雪里红》都与安德列耶夫的话剧《吃耳光的人》相去甚远。《吃耳光的人》文本序列在中国的迁播、扩散，以及与之相伴的语境重置与多重交互指涉，不仅见证了上海—香港双城在文化传承上的内在关联，更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电影交互发展的历史轨迹。
徐之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题目：《舞美的“真实”奇观与影像的技术营造：论张聿光的跨媒介美术实践》
中国近代著名美术家张聿光是一位在近代舞台美术和早期电影美术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的实践者和开拓者。他通过美术创作为近代戏剧的改良运动及早期电影在视觉营造的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聿光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以中国传统绘画为启蒙走向艺术之路，后对西洋画产生兴趣，在艺术视野上抱持着十分开放的态度，在职业选择上不拘于单一的身份，在创作实践中不泥于固定的手段，因此他在美术领域具有异常丰富的从业经历和多姿多彩的实践成果。 张聿光将创作能力放流于新旧文化交接的大潮，将创作观念连接于传统与现代交替的艺术媒介。无论是在舞台美术还是电影美术的创作中，张聿光都能凭借高超的技艺和创造性的手法开辟出新的领域，创造出惊人的成绩。他以现代的造型手段和贯通中西的艺术观念，满足了近代戏剧改革中视觉造型的现实主义需求，促进舞台布景和实物装置的自然表达。作为技术的革新者，他在电影的技术视觉中找到了视觉技术化的有效通路，改进了影像表达的手段，增强了影像的生产效率，提高了电影场景的审美水平。可以说，张聿光的跨媒介美术实践，对于近代中国的舞台美术的现实革新及电影影像的技术创造，都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杨佳凝（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讲师）
题目：《“听电影”：早期电影与无线电的跨媒介实践（1923-1949）》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使得机械记录运动和声音成为可能，也为大众提供了技术性“观看”和“聆听”的方式，成为了 20 世纪重要的大众媒介。无线电和电影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从技术发明的角度，机械记影像和声音的发明同步开始。从媒介特性的角度，二者同为作用于感官的大众媒介物，发展出了符合各自偏向的内容类型，成为大众娱乐生活的重要部分。从功用角度，电影与播音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时，国民政府意识到二者对“不识字”民众的教化效果，增开“电影播音教育专修科”，出版界也出版《电影与播音》《电声》等电影播音专门刊物，意图通过电影和播音，发展电气技术、民众启蒙和农事教育。 经由演员双栖流动、电影人的跨界开播、影音界合作活动等形式，无线电播音和电影的跨界互动构成了早期中国重要的媒介景观。对于播音业而言，“播电影”扩大了传统口传艺术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丰富了节目样式和表演人员，而“唱电影”则大大增加了电台的商业营收；对于电影而言，播音“传电影”促进了电影跨区域、全时段的传播，并在电影从无声到有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观/听众而言，播音营造了以渗透性、同时性、跨时空性的“听电影”方式，电影因此参与了现代“声景”的形成与塑造。
鲁诗原（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 博士研究生）
题目：《<一双绣花鞋>的跨媒介传播历程与大众记忆生成》
《一双绣花鞋》是当代中国通俗文艺史上的一个特殊案例，它的跨媒介传播史勾连了1950年代镇反运动这样的历史事件、文革十年的社会变动期间地下文学的传抄现象，1980年代社会改革与新世纪以来的媒介演变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发展历程。 从十七年期间的“反特文学”，“文革”时的“手抄文学”到新时期的侦破类型片、连环画、地方话剧再到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剧、民间恐怖传说、城市旅游符号等。从跨媒介理论来看，《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在不同媒介的传播并非内容的简单复刻，而是共生性原则下意义的流通与再生，从文学原型到电影范本再到重构衍生的恐怖故事，其跨媒介传播历程中交织着文艺的与社会的两条变革脉络。伴随着不同时代下不同媒介载体的迭代，《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完成了从历史事件到通俗文学再到大众文化的性质转变，在大众文化语境下最终从原型故事浓缩为关于“绣花鞋”的记忆符号，这个符号在不同的时期对应着不同的意义内涵，从对历史事件的经验印象到文革时期的精神补给再到新时期视听艺术呈现出的视觉烙印，最后成为消费语境下的关于“奇观”“惊悚”“猎奇”的消费符码。
点评人：沙丹
中国电影资料馆 副研究员
首先，总的来看，目前电影史研究中我们的问题意识仍然需要加强。例如《跨介转译、转境位移与银幕艳史：论<女侠红蝴蝶>的跨文本旅行》这篇文章的问题导向，其实是用已有的电影事实去倒推我们的研究与质询。比如这篇文章提到《女侠红蝴蝶》存在四个不同的版本，因此就去考证四个版本之间的不同，但首先我们没办法保证已有的历史认知的事实准确性，即是否真的只有这四个版本？其次，很多影片不同版本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这是不一定的。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篇文章的问题驱动缺乏一定学术立论的合理性。
又比如在苏涛的《“超文本”的跨境与跨媒介之旅:〈吃耳光的人〉在中国》里面谈到一个重要的话题，也就是师陀已经改编成一个非常具有阶级意识的剧本，那么这个阶级意识为什么会在香港右派公司的创作中被拿来，这其中体现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就是不同文化语境的两地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是否一致？相同与相异的点在哪里？希望苏涛老师能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进行延伸。 其次，电影史学研究必然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但也希望可以在理性研究的基础上增加感性的部分。一般在电影失散的情况下，我们往往通过各种文字文本资料去进行史料补充与考据，但我认为，在这里通过图像本身的方式回归到电影史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所谓的“图像证史”，在王羽慧的《电影连环画作为史料：重构散佚影片〈影迷传〉》中就通过《影迷传》的小人书来对失散的电影进行一个想象性的感性返回，例如通过小人书的画面去分析电影当中的形式，是很值得肯定的。
同时希望诸位研究者能够在自己的研究中增加感性的、与个人生命历程有直接相关的部分，比如鲁诗原在《<一双绣花鞋>的跨媒介传播历程与大众记忆生成》中就以自身童年对《一双绣花鞋》的体验出发，并发现当下这个文本还在不断地重构复现甚至被游戏化，这个过程会激发研究者对自身研究对象的一种感性体悟。
再次，是电影研究的当代意义，如杨佳凝《“听电影”：早期电影与无线电的跨媒介实践（1923-1949）早期听电影的原型》，当下面向视力障碍人士“讲电影”的播客方式的雏形就是民国时期的“听电影”。因此，电影研究应当和大众实践与社会意识形成更多的勾连，增加更多彼此之间的呼应，提高大众对电影史研究的文化参与度。
最后，是应当更加注意对新旧研究材料的发现与考证，例如徐之波《舞美的“真实”奇观与影像的技术营造：论张聿光的跨媒介美术实践》，缺乏直接资料作为论据，而是以“他人之口”的非原始资料作为例证，从而无法考证。我们应当注意辨析材料的真实性，避免各种文本资料中可能存在的由于不同立场、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的意识形态所诱发的事实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