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文联网 时间：2008-12-30 03:49:03
正如美国的金融危机像海啸一样波及到中国，中国电影如今也身在世界电影中，谈中国电影艺术不能离开全球化语境。这是众多电影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在１２月２３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主办的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电影艺术成就研讨会上的一致意见。
是由开放而改革，还是由改革而开放，专家们的意见有矛盾之处，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命题一样，也许永远也无法辨清，但是大家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开放带来了眼界大开，让中国电影现代性一下由理论落到了实践。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１９７９年，李陀和张暖忻在《电影艺术》上发表了《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鸣，中国电影叙事观念的现代性转化被提上了日程。至于为什么提出“现代化”，他认为这与当时普遍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关。于是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诞生了一批融冰而出、向现代性倾斜的作品，这些作品给银幕带来了一股清新喜人的审美气息。而“第五代”导演则致力于中国镜像的现代性重构，他们以“文化寻根”为影片的母题，作品蕴涵着一种百年忧患的焦灼，在电影镜像的诗学品位及美学风范上，努力张扬艺术个性并拓展叙事的现代底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人生》、《野山》、《老井》等为代表的“西部乡土电”，以鲜明的当代意识和开放的电影观念来审视生活，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现实主义浪潮升腾起一片艺术主体性创新的亮色。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从１９７８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受到西方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人性、人道主义价值观、对极“左”思想的反省批判成为关注现实的武器，意识流、精神分析、荒诞派、象征主义都被运用到电影中。从此，中国电影改革了原有的语言传统，拥有了可与世界交流的价值观和美学形态。
当然，这３０年中国电影发展也经历过波折与坎坷。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的话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经历了两大重新认识：一是重新认识电影的本体，二是重新认识电影的属性。电影是不是商品，要不要走市场，这场讨论延续了近２０年，才明确了早被世界电影百年历史证明的规律。现在，不是要不要搞商业电影的问题，而是怎么创作商业电影的问题。对当时并没有被理论界重视的由陈佩斯主演的“二子”系列电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说，这一中国首部不挂制片厂厂标的民营电影，在商业片探索上先行了一步，电影创作者比学者对商业片规律的认识早了五年左右。这一系列电影以大众文化的方式，表现出了精英文化对社会独特的观察和思考，其创作经验值得总结。
事物往往是以螺旋式上升的结构向前发展，中国电影也是如此。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张卫认为，３０年来，中国电影经历了从突破常规叙事，到回归常规叙事的一个圆弧形的轨迹。创新者曾把讲故事视为重负和一种“堕落”。从“第四代”开始弱化叙事，到“第五代”批判传统又认同传统，“第六代”一开始则是完全反叙事。可是现在“第六代”导演的《三峡好人》、《左右》、《图雅的婚事》又回到了常规叙事的模式，即克服困难达到目标。一些专家提出，目前出现的一些现象令人担忧，有些年轻电影人的作品连基本的电影语言语法都不通，已经到了无法与观众沟通的地步。北京电影学院陈山教授说，看到《功夫熊猫》等好莱坞电影“大兵压境”，我们应该意识到现在中国电影的问题不在于人才、资金、市场，怕只怕自寻烦恼，自找束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大力厘清电影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需不需要商业片与艺术片的二分法，作者电影与观众电影的问题，叙事与造型的关系，本体与生态问题。他说：“拍《一江春水向东流》时，导演没有想过这是部艺术片还是商业片。今年的《梅兰芳》表明陈凯歌正试图打破艺术片和商业片的界线。”而《红高粱》中的许多情节设置也表明张艺谋在创作中把自我放在观众之下。造型要为叙事服务这一问题，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第五代”导演回归“第四代”和谢晋等第三代导演的价值的重新认识中得到了证实。
经过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高潮、９０年代的沉寂、新世纪的繁荣，中国电影如何面向未来？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傅红星认为，现在不是探索问题而是表达问题，中国电影在民族化、现代化、个体风格化、市场化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更要呼唤新人的出现。现在能带来上亿票房的导演屈指可数，这与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市场，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都极不相称。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则提出，中国电影在类型片创作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一定的实践，要发展类型片，电影人一定要尊重类型片的创作规律，类型电影作为典型的商业化电影样式，具有重复的情节动机、循环的类型形象、标准化的叙事模式和特定的内涵表达，追求的主要是娱乐性，能够给观众提供有保证的快感，主要评价标准是“好看”。此外，要根据中国观众的消费习惯、审美趣味的变化和走向，满足观众走进影院的心理需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则提出发展非写实电影可能将是未来电影的一个增长点。
(编辑 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