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传》第三十三章伟大的母亲

第三十三章伟大的母亲65岁（1987年）

诗人泰罗有句名言：“谁在我跌倒的时候将我扶起？谁对我讲美丽的故事？谁给我创痛的地方一个吻？——我的母亲！”秦怡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在秦怡的小皮夹中有一张儿子金捷三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的金捷十分可爱：一张特别善良憨厚的胖乎乎的小脸，耳朵有一点点招风，眉宇间有些许不易察觉的淡淡的忧愁，甚至还有点深沉。后来秦怡才觉得，这或许是儿子发病的原因。金捷从小性格内向，父病母忙，家中老人爱他、关心他，那更多的是在饮食起居方面。他小小心灵中有着许多丰富而零乱的思绪，却无人了解和帮助排解。自金捷十六岁发病后，秦怡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小皮夹中，带在身边，经常拿出来看看。每换一次大皮包，秦怡从不会忘记把小皮夹也放进去。如今照片已经发黄变旧，秦怡也很长时间不去翻它，因为“小弟”快成为“老头”了。八十三岁的秦怡是个祖母级的人物，理当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可五十六岁的儿子至今还像个孩子，穿衣吃饭，打针喂药，洗头洗澡，样样要秦怡动手操劳，她无法摆脱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无论是友人探访还是记者到家里采访，话谈到一半，秦怡会突然说声“对不起”，然后发出如下的呼喊：“小弟，该吃药了，今天天热，吃的时候倒点凉水，当心别弄翻了！”“小弟，早上吃粽子，吃得慢一点，糯米的东西不容易消化！”八十余岁的母亲关照近六十岁的儿子，殷殷切切，一片怜爱之情。有时，则是金捷进来打断谈话，秦怡同样会抱歉地向客人说声“对不起”，然后等着儿子说话。“妈妈，今天天热，等会儿你帮我洗澡。”“妈妈，晚上出去吃饭，穿这件衣服好吗？”小弟身高1.81米，体格魁梧，脸盘、身架像年轻时的金焰，说话的神态口吻，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此情此景，凡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者，无不感慨系之。上世纪60年代中期金捷开始发病，至今整整四十年。四十年中所包含的全是琐碎的、日常的和烦恼的事；是理不清、做不完和说不尽的事；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的事，可秦怡从无怨言，只要能让儿子健康地活着，她什么事都愿意干。许多记者采访秦怡，都问起她和儿子的事，问得多了，秦怡写了一篇短文《孩子与我》，文中有如下的一段：
我想，这是世界上所有母亲都能领会到，并且是身在其中的。我与一般人们的不同只是孩子从不会责备我，或是赞扬我。如果我对他什么也不理不干，他也一样会来叫着妈妈；如果我为他呕尽了心血，他也只是像平常一样地叫我妈妈！既然孩子已经无法对我做出反映，那么我就必须自己来审视我自己的错误、过失、优缺点，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去体验孩子虽没有反映出来的却又一定存在的感受。秦怡这样写，是因为金捷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精神病患者。四十年过去了，儿子发病以来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秦怡始终记忆犹新，稍有机会说起，仿佛是如数家珍，点点滴滴从不会遗漏，而且前后的说法不会矛盾——她的整个心都扑在了儿子身上。1965年5月，读初三、准备考高中的金捷突然发病，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精神分裂症，潜伏期已经很长，无可挽救了。“医生，孩子小小年纪，没受过刺激，怎么会得这种病呢？”秦怡想不通。医生的回答不着边际：“原因很多，比如是遗传，或者是药物引起，还有精神压抑等等。”“你说能治好吗？”“如果能找到病根的话……”真要命，秦怡就是不知道儿子发病的病根是什么。金捷住进了精神病院，吃了两个月的药，症状有所缓解，秦怡让他回到家里继续吃药，最后效果不好。1965年9月，金捷再次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并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采用电休克疗法。孩子刚发病，许多家长都拒绝采用这上刑般的医疗手段，可临到后来没有一个能逃脱上电疗的。金捷在医院里受“刑”，秦怡在家里苦苦思索他发病的病根。从祖宗三代到儿子成长过程中的细微末节，埋入记忆深处的一件件往事重新被翻找出来，从中没有发现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是请的那位代数补课老师要求太严，作业布置太多，儿子被逼疯了。仔细一想不对了，代数补课是不久前的事，与“潜伏期很长”没有关系。比如，是金焰对儿子管得太严，儿子有话不敢说，闷在肚子里了。再一想也不对，儿子对父亲并不怕。何况金捷一得病，金焰同样很着急，特地买来玩具，启发儿子的记忆。不管怎么说，金焰是儿子的父亲，对儿子是有感情的。那么，会不会是遗传因素呢？秦怡把自家的祖祖辈辈一个个想下来，没有一个患精神病的。金焰的祖上，也没听说过有谁精神不正常。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是为什么？秦怡觉得，是她当母亲的做得不好，她总以为一切为了工作是她人生的责任，而没有想到作为一个母亲，爱护孩子、教育孩子也是她应尽的责任。她领儿子去看病，医生说“如果早点看就好了，现在已经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了”。的的确确，儿子初发病，她在杭州写双水内冷发电机组纪录片的剧本。要不然，一发现金捷不说话、不吃饭、不睡觉和不认识人等恐惧与怪异之状，就及时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结局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唉，是她亏欠了儿子。经过十次电休克疗法，金捷的病逐渐好转，病态症状基本消失。出院那天，秦怡换了身新衣服去接儿子，像过节一样。“妈妈，我开心死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是生病了，以前我不知道。”走出医院的大门，金捷拉着秦怡的手亲热地说。几天后是国庆节，晚上，秦怡一家人坐在阳台上看焰火。初秋的夜晚，气候宜人，四周灯光闪烁，天空繁星点点，蹿上半空的焰火五彩缤纷，由点到面地散落开来，分外撩人。小弟非常高兴，对秦怡说：“妈妈，我现在完全好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念书，我还要考学校呐。我不要休息得太长，要不然就来不及了”。秦怡安慰儿子：“这个学期你不念书了，等下个学期再说，没什么关系的。”她暗存侥幸，让小弟病休时间长一点，或许会不再发病了。这实在是秦怡的一厢情愿。身逢多事之秋，她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更不用说保护儿子了。金捷从医院回家刚一星期，秦怡就不得不丢下儿子到市郊川沙县参加“四清”。“四清”结束回到上海，她被查出患了肠癌，立即住院手术。癌肿切除刚出院，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从此秦怡厄运不断，抄家、陪斗、隔离、审查与下“五七”干校，前后历时五六年。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去世，金焰也下了干校，家中整个儿乱了套。金捷无人照顾，药吃吃停停，病好好坏坏，秦怡的愿望彻底破产了。1968年上半年，金捷的病第二次大发作，那时秦怡每天还能回家。她带儿子到精神病医院找纪医生。到医院一看，医院也乱翻了天，纪医生被造反派迫害至死，院长在医院大门口扫地，不会看病的护士穿起了白大褂。熟悉儿子病情的纪医生不在了，秦怡心绪茫然，拿了点药带金捷回家。这一年，金捷的精神病开始转型，由恐惧转向忧郁，整天呆痴痴的，闷声不响，还伴有幻听，会喃喃自语地说：“算了，死了算了；有人叫我去死，我就死吧。”说这种话他是无意识的，但可怕的是后来真发生过一次自杀，一下子吃了一瓶氯丙嗪。氯丙嗪专治精神分裂症，一次服用十片就会致命。幸亏金捷常年服用此药，有抗药性，加上发现及时，才没有危及生命。另有一次是即将发生的自杀，被秦怡发现，及时制止了。那天下午在阳台上，金捷把一串钥匙扔了下去，人弯着腰朝下看，准备翻身跳下去。“小弟，你要干什么？”秦怡看见了大叫一声，跑上去一把抓住儿子。金捷清醒了：“啊呀，妈妈，我的钥匙丢下去了。”秦怡问：“你把钥匙丢下去干什么？”“下面有人跟我说，我先把钥匙丢下去，然后再往下跳，我的病就好了。”金捷说。从这以后，秦怡一直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生怕不知什么时候会听到儿子发生意外的消息。幸运的是，在她失去自由和下“五七”干校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没有发生。1971年下半年，秦怡结束了干校的生活回到上海，儿子一声不吭，呆呆地看着她，目光是滞钝的。“小弟，你病好了？妈妈不在的时候，你好吗？”“我没有病，我过得不好。”秦怡听了好一阵心酸，金捷的病没有好。她搂住高她一头的儿子，发誓不再让他遭受任何打击。从这时起，秦怡按时给儿子吃药，帮儿子洗漱，几十年从未断过。参加活动和外出拍戏，凡离家超过三天，她都带着儿子一起走。1978年，金捷的病再次转型，从忧郁转向狂躁，一发作会手舞足蹈，到1979年便开始动手打人了。1979年8月拍《海外赤子》，秦怡把金捷带到海南兴隆农场，母子俩同住一个房间。招待所在当地属不错的，但用的是温泉水，水温较高，没有冷水。时值酷暑，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每天从早到晚用热水，人好像一直被蒸煮着，非常难受。精神病患者本来就不适应夏天，现在天天高温，用不到冷水，加上每天一个人闷在房间里，金捷烦躁不安，容易上火发怒。秦怡每天拍完戏已筋疲力尽，一回到屋里，金捷抓住她不放，抬手就打。秦怡举手抵挡，手臂被打得暴出一块块乌青。打她的是有病的儿子，秦怡不好向别人诉苦，独自默默忍受。后来金捷越打越厉害，看见秦怡进屋，就往死里打。他人高马大，正好打秦怡的头。为了拍戏，脸要保护好，秦怡用双臂抱着头和脸，弯着腰，让金捷打她的背。“妈妈让你打，你打妈妈的手和臂，千万不要打妈妈的脸，因为妈妈要工作，要拍戏，要接待外宾，脸打坏了就不能工作了。妈妈求你手下留情。”金捷一拳接一拳地从上面打下来，秦怡弯着腰在底下哀求着。和儿子金捷阅读竹简金捷不打别人，专门打秦怡，在他眼里妈妈整天要他吃药，是敌人。狂躁过后，打也打累了，金捷躺在床上很快睡着了。抚摸身上的伤痛，秦怡泪水涟涟，胸中拥堵着一股无法言说的凄苦。第二天，她照样精神饱满地去拍戏。海南的戏拍完，剧组转到北京拍外景。秦怡还是带着儿子一起住。拍长城的戏，秦怡天一亮就要出发，金捷头天晚上吃了药，还在睡觉。秦怡把早饭和中饭买好放在一边，等儿子醒来后自己吃。北方吃馒头，菜也比较差，荤菜是红烧肉或鱼，外加一个蔬菜。为了增加营养，有红烧肉的时候，秦怡尽量买红烧肉。一切都弄好了，她留下一张纸条，告诉儿子怎么吃：小弟，馒头和菜买好了，放在桌子上，吃的时候喝点水。冷开水妈妈倒好了，嫌凉就加点热的。馒头是两个，和红烧肉夹在一起吃。如果很凉，就不要夹在馒头里吃，一边吃馒头一边吃红烧肉。有人打电话来，你告诉他我在长城拍外景……白天，金捷的头脑是清醒的，会照着纸条上写的去做。一到晚上，秦怡拍戏回来，他又变得怒气冲冲，见人就打。秦怡一边挨打，一边琢磨对付的办法。一次被打，秦怡逃出房间，金捷没有追出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寻找发泄的对象，半个小时后慢慢安静下来。所以，后来每天拍戏回来，秦怡便先在房间门口观察动静，发觉里面有闹腾的声音，她就站在门外不进去，等房间里平静了，她再进去安抚，柔声地哄他，剥个香蕉给他吃，然后给他吃饭、吃药，帮他漱洗睡觉。这时，秦怡会发现金捷留给她的纸条：“妈妈，你留的馒头，我吃剩了半个……”秦怡一找，盘子里果然剩了半个馒头。五十岁以前，儿子的注意力能够集中，也能写两三句话，五十岁以后不行了。金捷发病时没头没脑地打秦怡，清醒时，他会深情地注视着妈妈。一天晚上，在柔和的灯光之下，金捷特别乖，秦怡乘机问道：“小弟啊，妈妈死了你怎么办？”“妈妈不会死的。”金捷听了双眼一瞪，摇摇头说，“妈妈死了我也死！”秦怡心中一热，好一阵激动。“妈妈”这两个字在孩子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啊！秦怡深深感到，儿子生了病，给她带来了痛苦，影响了她的工作，但也丰富了她的情感，锻炼了她的意志，她决心一定要医好儿子的病。1980年和1981年，金捷间歇性的狂躁发作越加频繁，打人的事经常发生。一次秦怡应邀到南京演出，住在南京市体育馆招待所，金捷也一同随行同住。不知怎么一发作，他竟动手打体育馆馆长，秦怡在一旁急得要命。好在体育馆馆长身体不错，有办法招架，没出什么意外，要不把别人打坏了怎么办？又一次在家里，金捷拿起桌上有水的杯子朝金焰扔去，杯子擦着金焰的头皮飞过。没打着金焰，他接着打秦怡，秦怡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躲避，最后误把阿姨当成妈妈，拿起畚箕砸了过去，阿姨的头皮被砸破了，被送到医院包扎。频繁的动手打人不是办法，打了自己人还好说，万一把别人打伤了，那可怎么了得？别无他法，秦怡忍痛再次把金捷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似乎是预示着某种奇迹的出现，这次住院、出院，金捷表现得特别清醒、懂事。以往几次住院，秦怡要先叫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熟人，到时拖拉着硬把金捷塞进开往医院的面包车。这次住院，秦怡也如法炮制。考虑到金捷会动手打人，她先哄着儿子：“小弟，你身体不好，今天要到医院去验验肝……”“你不要说了，我犯了错误，你是一定要把我送进医院的，那就去吧。”秦怡的话没说完，金捷抢先爽快地说。说完，老老实实地坐进停在门口的面包车。秦怡十分诧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准备好的人用不着了，纷纷告辞走了。这次住院，金捷一住就是五个月。1981年国庆节快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金捷的病情基本稳定，医院同意节日期间可以回家过节。国庆节前一天，秦怡一早起来，忙着整理金捷回家要用的物品，一件件摆放得妥妥贴贴。吃完早饭，换了件衣服，她出门去接儿子。“妈妈，我好了，你让我出院吧，出去后再不要进来了，我保证今后不会再打人了。”秦怡领着金捷走出病房，金捷乘机提出了要求。秦怡看看儿子，心里酸酸的。住精神病医院，日子不是人过的，金捷住院住怕了。“好，妈妈也向你保证，只要你今后不打人，我一定不会让你再住院。”接过儿子的话头，秦怡向儿子做了保证。母子间二十多年前的这一口头承诺，后来真的做到了。1981年底，金捷出院了，秦怡越发精心照料。奇迹真的发生了，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金捷的病情一直稳定，再没有发作过。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五年前他又得了糖尿病、前列腺肥大和高血压。现在，儿子每天要吃三种药，一种治疗精神分裂症，一种治疗糖尿病，再一种是补钙和养肾保健药，一种药有一种药的吃法，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服，一天三顿，不能停也不能乱，秦怡记得清清楚楚，到时就提醒督察儿子服用。金捷也养成了习惯，到吃药的时候，他拿了药会伸手让秦怡检查：“妈妈，是这些药吗？”秦怡一种药一种药地查看，再核对数量，然后说：“对，是这些药。先吃红颜色的，再吃其他的药。”耐心细致，像是跟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说话。的确，五十多岁的儿子，智商和一个孩子没什么两样。每年春节年初一上午，秦怡都会包一个红包给儿子当压岁钱，金捷拿了红包会像孩子一样高兴地把钱藏起来。金捷得了糖尿病，秦怡又多了一份差使：测血糖。每天早、晚两次，血糖高了，再注射胰岛素。一年四季，天天如此，成为秦怡不可疏忽的工作。外出开会、演出或聚会应酬，半天一天的，能带上儿子，秦怡尽量带上，为的是打针吃药不受影响；不能带儿子，秦怡离家前嘱咐阿姨代劳。时间超过两天以上的活动，秦怡专门请护士上门服务。在秦怡的心目中，儿子永远是第一位的。和儿子金捷去公园写生经年累月的相依相伴，金捷养成了什么都依赖妈妈的习惯。秦怡不在，他心神不宁。秦怡回来了，他马上迎上去说：“妈妈，你回来了。”说完再回到自己的房间。生病的时间长了，五十岁以后，金捷的注意力越来越不能集中，看书看报最多看一行，看电视只能看一二分钟；写字写几个可以，写一句话不行。于是，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他不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嘴中自言自语，不知说些什么。偶然间，秦怡发现儿子爱在纸上乱涂乱画，“他会不会对画画感兴趣？”秦怡忽发奇想，试着请一位画家上门教画，让儿子有事可做，生活过得充实一些。金捷学画，秦怡跟着一起学。画家每星期上门教一次，留下作业让金捷自己练。难得的是儿子画画不但全神贯注，而且特别听老师的话，画技不断提高，秦怡从心底里感到高兴。金捷学画的兴趣越来越浓，稍有闲暇，他提着水桶，秦怡帮助背着画夹，提着小板凳，母子俩一起到公园写生。金捷画好一幅作品，秦怡认真欣赏品评，一幅一幅保管收藏好。2002年5月的一天晚上，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举办慈善拍卖活动，秦怡带着金捷一起参加，同时带着金捷画的一幅水彩画《衡山公园》。画面是在盛开的鲜花和绿树丛中，一条小路曲折地通向深处，很有点意境。画裱好后装在一只精致的大镜框中。拍卖开始前，主持人请秦怡上台讲话。秦怡说了让金捷学画的动机和经过。“他画得不好，为了表达爱心，今天我和他一起带着他画的画参加义卖……”随着秦怡的介绍，工作人员把画举起来给大家看。“咦，这不像是精神病人画的……”台下窃窃私语。拍卖师上台，举槌开拍。《衡山公园》三千元起拍，四千元，五千元，六千元，七千元……竞拍价一路飚升。“好，有人叫二万五千元……二万五千元一次……二万五千元两次……”拍卖师大声吆喝，手中的槌子高高举起。“我要了，二万五千美元！”“哇……二万五千美元……是美金……”场内叫声四起。拍卖师手中的槌子敲下了，《衡山公园》以二万五千美元竞拍成功。全场的人齐齐注视最后的竞拍者——中国特奥会慈善大使、国际影星施瓦辛格先生。他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这次慈善拍卖活动。秦怡和金捷拿着《衡山公园》上台交画，施瓦辛格先生满面含笑上台接画。“我是为了特奥会捐献才画这幅画的。”金捷和施瓦辛格共同拿着《衡山公园》，金捷对施瓦辛格说。此时，秦怡已退到一边。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富有纪念意义的瞬间。第二天，不少媒体采用了这张照片。随后，记者采访了施瓦辛格先生:“施瓦辛格先生，你觉得这幅画画得怎样？”“好，太好了！”施瓦辛格大加赞赏。“好在哪里？”“好在这幅画洒脱自然，自成一派。”“施瓦辛格先生，您为什么愿意出这么高的价格买《衡山公园》这幅画？”一位记者抢上前问道。施瓦辛格动情地回答说：“秦怡是一位伟大的母亲！”顿时，全场轰动，掌声响成一片。秦怡对施瓦辛格先生由衷的赞许感到高兴，她更高兴的是儿子的画有人欣赏，实现了它的社会价值。年纪一年年大了，一过八十，秦怡觉得自己真的老了，她越来越多地想儿子今后怎么办？有她在，金捷的生活与看病不成问题，她有能力让他生活得幸福，问题是她不在了，金捷还能生活得同样幸福吗？为此，秦怡从各方面悄悄做着准备……秦怡的老朋友吴祖光先生生前曾对秦怡说过一段话：“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敢精神，身上伤痕累累，而你依旧美丽，风采袭人，还是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真不愧为是一位好母亲”。从某种意义说，秦怡的后半生是为儿子活着。因此，施瓦辛格说得一点不错：秦怡是一位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