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传》第三十章黑沉沉的噩梦

第三十章黑沉沉的噩梦43岁(1965年)

暴风雨真的来了。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事实证明，这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是中华民族的大浩劫！可是，当这场浩劫刚刚兴起之时，因为太纯洁、太天真，包括秦怡在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是灾难的降临。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一个可怜而又可怕的悲剧。秦怡出院了，医生开了一年病假，再三叮嘱回家后“要好好休息”。所以，回到家没住几天，秦怡带着儿子一起到温州疗养。女儿斐斐新婚不久，丈夫是温州驻军的一名干部，她在温州建立了小家庭。一个忙惯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感到无所适从。离开了舞台和银幕，秦怡的心中空空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在温州住了两个月就住不下去了。她不顾女儿的一再挽留，回到了上海。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点燃。回到上海的家中，往日的清静已一去不复返。弄堂里整天敲着锣鼓，摇着红旗，破四旧和抄家的叫喊声不绝于耳，间或还有人跳楼自杀，秦怡听了心慌慌的。秦怡觉得，这个名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有点稀奇古怪，发展下去不知会是什么样子。秦怡坐不住了，她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害怕了。“我要去上班，要不然什么都不知道。”秦怡对金焰说。金焰没有表态。他身体有病，多年不上班了，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再说秦怡是个有主见的人，她决定的事劝了也没用。秦怡上班了，一年病假只休息了两个多月。谁知上班一个月就靠边站，第二个月又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牛棚。有人说，秦怡是自己送上门的“修正主义黑线的宠儿”。十年动乱，电影界首当其冲。“四人帮”诬蔑电影是被一条三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又粗又长的黑线统治着，江青一口气点了六十多部电影的名字，戴上了“大毒草”的帽子。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享受高工资、高稿酬和高待遇的名导演、名编剧和名演员，一个个被扣上“三名三高”的罪名打入牛棚，秦怡也是其中之一。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摘下厂门口的大招牌，让厂长徐桑楚扛着摔在地上，他们跑上去乱踩乱踏，然后点上了一把火。熊熊的烈火越烧越旺，造反派高呼口号，唱着语录歌，乐得不知所以。站在“牛鬼蛇神”的行列里，瞧着这一幕闹剧，秦怡感觉既可怕又可笑，这算怎么一回事？哦，一场发了疯的“大革命”！秦怡最初遭受的冲击是破四旧和抄家。破四旧的行为比较文明，无非是一些身穿黄军装、臂带红袖章的年轻人到家里东翻翻西看看。烦人的是一批接着一批，没完没了，人员多是社会上的。来得次数多了，秦怡发现有些人是打着破四旧的幌子专门来看她和金焰的。若在平时，他们想亲眼见一见心目中的名演员，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大革命天赐良机，名演员的家成了不设防的空间，随便什么人拉几个帮手，说一声破四旧就可以自由出入。由于幼稚、任性和调皮，少数年轻人也会做出些出格过火的行为，秦怡是谅解的，小将们毕竟没有恶意。抄家就不同了，那是先把人当成假想的敌人，通过抄家收集证据。秦怡认为，这样做是对她人格的侮辱。她无法抗拒抄家，但从心里鄙视抄家的行为。1967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十几个穿着军装，带着军帽，手拿藤条、皮鞭和匕首的小伙子破门而入。他们气势汹汹，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搜查，弄得满地狼藉。他们特别注意书籍，把书橱里的书翻开看看又扔在地上，用匕首在精装书的书脊上乱刺乱划，连《列宁全集》和《毛泽东选集》也不放过，像是要寻找什么东西。金焰有病躺在床上，眼看如此野蛮的破坏行为，愤怒至极。他是个刚烈血性的汉子，如果不是虚弱得站不起来，他早就挺身制止，甚至会不惜拼命的。现在他只能瞪着痛苦愤懑的眼睛，听之任之。这些人一进门秦怡就非常反感，但还是尽量克制自己，后来见他们越闹越不像话，才忍不住大声抗议：“你们破坏毛主席著作，这不是革命行动！”“什么，什么，”领头的一位小伙子一把抓住秦怡的领口，大声吼道，“你有什么资格保护毛主席著作，态度这么嚣张！”“我没资格保护，你们自称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更不应该搞破坏！”秦怡理直气壮地说。“好厉害，牛鬼蛇神还如此大胆，你不想活啦！”一个年轻人拿着匕首逼向秦怡，耍起了流氓腔。反正是半条命，秦怡豁出去了：“随你们的便，我是什么都不怕的。你们好好想想，这样做是忠于毛主席吗？”这伙人愣住了，他们没想到秦怡的态度会这么强硬。看着划破了书脊的列宁和毛主席著作被扔在地板上，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万一秦怡向外告发，那是十足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走，今天先便宜她，过几天再来！”领头的小伙子手一挥，带头夺门而出。据说，这伙人又冲到附近的徐玉兰、周小燕等人家里去抄家了。这次专门以文艺界著名人士为目标的抄家行动，是专为查找并销毁不利于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的有关书刊资料。可在秦怡家里，什么都没有抄到。而另一次抄家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让秦怡感慨不已，哭笑不得。那是厂里的造反派到秦怡家里抄家，没费什么周折，翻出一个放手枪的盒子，盒子里有一个空的皮枪套。“秦怡家里有枪！”耸人听闻的消息很快传开。有枪套肯定有枪，一定要抄出枪来。金焰承认，枪是他的。解放前他当“电影皇帝”，别人以为他有钱，为防不测，他买了把枪随身带着，一次都没用过。解放初期，他把手枪交给厂里，经办的当事人还在。造反派马上问当事人，当事人不承认。造反派于是一次次抄家，角角落落四处搜寻，连壁炉的烟囱也不放过，派人从外面爬进去找，弄得四周邻居都知道，秦怡家里有枪！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年交手枪的收条就在放枪的盒子内，抄家的人一看到枪套就认为有枪，也不看枪套下还压着一张收条。是金焰反复想，才想起交枪的收条就在放枪的盒子内。造反派无话可说，一场闹剧被迫草草收场。每一次抄家，秦怡都有些胆颤心惊，她不怕从家里抄出些什么来，她一生坦荡，没有见不得天日的东西；她也不怕脸上无光，她所住的弄堂有几家不被抄家的？是非曲折全颠倒了，个人的脸面算得了什么！秦怡怕的是儿子金捷会因抄家受惊导致旧病复发。所以，每次有人来抄家，秦怡总是把金捷关在一间小房间内，不让抄家者惊动他。秦怡千方百计护着儿子，抄家者却兽性大发，他们冲进小房间，逼着惊慌失措的金捷说：“你老实交代，你妈妈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秦怡在小房间外，神经紧张，她不在乎金捷胡言乱语说些什么，她怕金捷一受刺激，精神失常，做出些不理智的事来。看着抄家者满脸杀气，十七岁的小弟说：“妈妈是反革命？我是1948年生的，1948年以前的事我不知道。”秦怡在小房间外听着，金捷回答得滴水不漏。秦怡感动了：儿子，你自幼好学上进，要是不生病该多好啊！小弟还在说：“妈妈一直劝我好好学习马列主义，不许我做坏事，妈妈是好人……”秦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泪水潸然而下，儿子那么清醒，哪像是个有病的人？除了抄家，还有陪斗。秦怡因为患过癌症，平时又从不摆明星的架子，人缘极好。一些好心肠的老师傅暗中保护她，不让外来的红卫兵批斗她，厂里的造反派也没单独开过她的批斗会，更没让她受皮肉之苦。有一次造反派批斗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秦怡胸前挂着写有“三名三高分子”、“黑线宠儿”的牌子，参加陪斗……比起别人所遭受的折磨，秦怡幸运多了。尽管如此，蹲牛棚的滋味毕竟是痛苦的。为了避免碰到熟人和不必要的麻烦，秦怡每天清晨五点起床，为金焰和家人买好大饼油条，然后在夜色朦胧中赶到厂里，坐在一间小屋内反省。晚上十点，街上行人稀少了，她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秦怡一生清白，从没做过任何亏心事。“心里没鬼，我怕什么！”整天面壁，秦怡无“过”可思，也无“省”可反。1967年年底，造反派抓不住秦怡什么辫子，给她摘掉了“牛鬼蛇神”的帽子。牛棚不住了，精神上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到处是乱哄哄的，整天无所事事，无聊与苦闷缠绕在秦怡心头。形势越来越严峻，赵丹、白杨和张瑞芳先后被隔离审查，关进了监狱。没多久，同样的厄运也落到秦怡头上。1968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呼呼的北风不停地刮着。一天下午，造反派说秦怡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宣布成立市一级专案组，对她重新进行审查。批斗会一结束，又借口要秦怡写材料，晚上让她住在车间里，不许回家。仅仅两天功夫，造反派又要秦怡搬一个地方。秦怡简单整理了一下洗漱用具，跟着来人走出车间，一辆汽车已停在车间门口。造反派挥了挥手，秦怡上了车，汽车一直开到上海少年管教所。秦怡正式被隔离监护，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囚徒生活。秦怡的这一“待遇”，是“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恩赐”给她的。在文艺界一批知名人士遭隔离审查后，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信口雌黄：“像秦怡这样的黑线宠儿，怎么不是审查对象？”他认为这是抓阶级斗争不力，大批判不猛，清查不深的表现，扬言要进行追查。张春桥一发旨意，电影系统的造反派闻风而动，秦怡立刻就遭了殃。在少年管教所，秦怡被关在一个劳教车间里。“你自己没什么大问题，你只要把知道的人和事写出来，就可以出去。”一进少年管教所，专案组的人对秦怡这样说。他们要秦怡写交代材料，揭发文艺界领导和一些知名人士的问题。身陷逆境，秦怡坚持原则，如实写了她所知道的情况，不夸大，不无中生有。专案组不满意，他们奉行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们要秦怡重写，最好能揭发出一个“特务集团”来。秦怡不肯就范，专案组撕破脸皮，直接提审：“你参加过国民党吗？”“没有！”秦怡坦然回答说，“解放前在重庆，我参加过中苏友好协会，参加过文艺界抗敌协会，就是没有参加国民党，连集体加入国民党都没有参加。”“×××是不是加入过国民党。”“不知道。”“那么，×××是特务，你总知道吧！”审问者布下陷阱，等着秦怡往下跳。“他是不是特务，我怎么会知道。”审问者恼羞成怒：“你不老实，在狡辩，你写的材料一点没有价值。”“我写的材料最真实，没有一句假话。”对所谓的“不老实”和“狡辩”，秦怡不想多作解释，她软中有硬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解放前你在重庆为国民党演《野玫瑰》，解放后你又演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北国江南》，这到底怎么解释？”审问者抛出了两颗“重磅炸弹”，数落秦怡的“罪状”，想捏住秦怡的软肋，制服秦怡。秦怡淡然一笑，不急不怒。《野玫瑰》的事组织上做过结论，再翻出来无限上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演《北国江南》是组织分配的任务，有问题也是组织上的事，与她何干？秦怡据实陈言，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审问者气得七窍生烟，大发雷霆：“秦怡，你是死硬的顽固派！”这以后，唱白脸的威胁逼供，唱红脸的启发诱供，两下里轮番上场，秦怡始终坚持一条：实事求是，决不瞎编乱咬；不能为了自己的解脱，凭空诬陷别人。交代材料写来写去总是那几句话，索性不写了。秦怡软硬不吃，专案组转而审查秦怡参加第二十二集团军的那段历史，专案人员内查外调，前后历时八个月，证明秦怡说的全是真话。一转眼，秦怡在少年管教所关了两年了，能问的都问了，该查的全查了，没发现秦怡有任何问题，再关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迫于无奈，1970冬天，专案组释放了秦怡，宣布撤销隔离监护，不作结论。颇为恶劣的是，专案组规定释放后秦怡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到“五七”干校报到。黑白颠倒的年头，什么样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从少年管教所出来，秦怡匆匆赶到奉贤文艺“五七”干校报到，略作安顿后又匆匆赶回上海家中。两年没有与亲人见面，秦怡日夜想念他们：妈妈身体好吗？小弟的病有没有复发？金焰能起床了吗？不料，一回到家中，发现全都乱了套：金焰仍然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小弟不断发病，认不出她这个妈妈；母亲早在1969年初就去世了，丧失人性的专案组竟然不告诉她。猛然知道这一消息，秦怡双眼一黑，人差点昏倒，眼泪随之夺眶而出。母亲是为她受了惊吓，突发脑溢血，在家中躺了五天五夜后含恨去世。在家的几天中，秦怡一边照料金焰，一边给小弟看病，稍有空闲，心中想的全是母亲。母亲出身富家，是个文盲，嫁到秦家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没完没了的生孩子，终日操劳家务，侍候丈夫，一辈子任劳任怨。晚年的母亲本可以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却在担忧女儿的惊恐中告别人世。母亲去世那天，身边只有终日恍惚不安的二姐和已患精神分裂症的小弟。想着想着，秦怡泪流满面。这种令人痛苦、窒息、难忍得几乎要发疯的滋味，一直久久不忘地留在秦怡的记忆之中。安排好家中的琐碎事务，秦怡返回“五七”干校。劳动十分繁重，造房、种菜、插秧、挑粪，秦怡样样都干，每天疲劳不堪。晚上，打谷场上经常放电影，秦怡不管多累都端一只小凳子坐着看。《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伟大的公民》，放来放去总是那几部老片子。“秦怡，一天劳动这么辛苦，不要看了，早点休息吧。”好心人劝说道。秦怡笑笑，坚持看下去。金焰曾经笑话她，说她是个“电影疯子”。的确，电影是她的生命，她离不开电影。从“文革”开始，她没再看过电影，反因电影被没完没了地审查。如今既然有电影看，管它是什么片子，管它放了几遍，她要一部不落、一遍不少地看下去。而且，就电影论电影，这几部片子是她非常喜欢的。在那个发疯的年代，惟有电影能使秦怡产生无穷的力量和活下去的勇气。干校待了两年，秦怡重新被调回上海，在人称“桥办”的大木桥路摄影棚呆着，任务是看群众来稿。动乱的岁月，电影不拍了，仍有痴迷的电影爱好者写了电影剧本送到厂里。读着无名者的剧作，秦怡百感交集，她还有机会站在水银灯下吗？看了一段时间剧本，秦怡又被派到唐桥的电影资料仓库倒片子。被审查的人一个个解放了，是演员的都回到演员剧团，秦怡却一直“挂”着，迟迟没个说法。一次，一个工宣队员悄悄问：“秦怡同志，你怎么还没有解放，你有什么问题吗？”秦怡苦笑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解放。”秦怡的事是公开的。经过内查外调，秦怡没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历史是清楚的；演话剧《野玫瑰》，解放初期作过检查；演《北国江南》，算不上是问题，秦怡的态度是老实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解放呢？电影《征途》中演关大嫂好不容易熬到1974年年底，秦怡终于被宣布解放了。没过多久，有人私底下告诉秦怡，她的问题久拖不决，根子是张春桥在作怪。1968年年底，因为张春桥的一句话，没有问题的秦怡遭到隔离审查，审查结果还是没问题。专案组请示张春桥怎么办，张春桥沉默了半天，说：“再说吧。”一句“再说吧”，折腾了秦怡好几年。1975年下半年，厂里拍《征途》，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影片，主要演员是从学校选来的郭凯敏等一批学生，导演选中秦怡演贫下中农关婶，兼任演员组组长，辅导青年演员的表演。摄制组的领导大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能有戏演，秦怡很高兴，只要不叫她演造反派，演任何角色她都不会计较。《征途》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拍摄，条件艰苦，出了不少烦心的事。对此，秦怡尽量不去想它。拍片间隙，她读了《飘》等一批中外长篇小说，从中寻找精神上的慰藉。1976年1月上旬，寒冷的冬天到了，东北的冬天出奇的冷，光秃秃的树枝在呼啸的北风中摇曳，大地整个儿都结了冰，太阳也变得遥远了，照在身上失去了往日的温暖。摄制组第二次去黑河拍外景戏，途经哈尔滨停留两天。1月9日清晨，秦怡从当地的广播中听到噩耗：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如遭晴天霹雳，秦怡愣住了。这位像朋友、像兄长，又像慈父一样的好总理，曾指引她走上革命的文艺道路，解放后几乎年年都聆听他的亲切教诲。“文革”中她身处逆境，仍时时想念总理，盼望有机会能再见到总理，向他一吐心中的委屈……万万想不到总理竟离开了人间……秦怡哀思如潮，悲恸欲绝，放声痛哭。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叫嚣让人头皮发麻，摄制组工宣队负责人要大家一起参加“批邓”，点名要秦怡带头。秦怡非常气愤，回答说：“批邓怎么个批法，我没有接触过他。”一句话顶得那个负责人半天开不了口。4月5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声势之大，气势之猛，震惊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这一消息传到祖国的北疆，秦怡听了振奋不已，她深信苦难的日子即将过去，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必将垮台。夜深了。秦怡躺在床上无法入睡，黑暗中她默诵英国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句：“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