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传》第二十九章暴风雨前夜

第二十九章暴风雨前夜40岁(1962年)

秦怡生来是个纯真善良的人，在她眼里，世界永远是美好的，即便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她也多从好的方面去想。然而，秦怡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她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拥抱生活，努力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寻求表演上新的突破时，她主演的影片和扮演的角色受到了无情的批判。这部被批判的影片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北国江南》，秦怡在影片中扮演瞎了双眼的共产党员银花。事情的发生颇为突然，秦怡为此陷入了无法理解的茫然之中。1964年9月中旬，《浪涛滚滚》摄制组在文裕河水库工地拍完外景返回北京，路经太原时住在市委招待所。内地的一个省城，鲜有机会见到著名的电影明星，招待所的女服务员们一见到秦怡，一个个争相和她拍照，要她签名留念。对待崇拜自己的观众，秦怡历来尊重有加，因而女服务员们的要求她全都答应。初秋时节，天空撒满了灿烂的阳光，空气中弥漫着菊花的芳香。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餐，秦怡换好衣服准备到太原城里转转，成荫手拿一份报纸来找她：“你看看这报纸，但不要受它影响。”说这话的时候，成荫的脸色严肃中带着些许尴尬。秦怡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边伸手接过报纸，一边看着成荫。成荫又加了一句：“这些说法也不一定对。”说完不辞而别。秦怡越发感到莫名其妙，翻开了手中的报纸。这是一份《人民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批判《北国江南》的长文。秦怡一看标题，心中不由“咯噔”一下，头轰然变大了。仔细读完全文，秦怡愣住了。文章批判《北国江南》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银花有十大罪状，核心是“只讲资产阶级人性，不讲无产阶级的斗争性”，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毒害人民的“阶级异己分子”。秦怡承认写此长文的人很有学问，但是她无法苟同文章的观点，因为这从来都不是《北国江南》摄制组追求的目标。秦怡清楚地记得，《北国江南》在拍摄中，摄制组成员全部下农村生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外景拍摄地在张北，在条件艰苦和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导演沈浮天天带着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转眼，《北国江南》怎么成了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毒草”呢？秦怡反复思考，无法找到能说服自己的答案。她把报纸往桌上一扔，不看了。秦怡丝毫也没感到有什么内疚，当天中午照样参加了当地驻军一位副司令员的家宴。那位副司令员的夫人是秦怡初中时的同学。在以后的几天里，秦怡继续全神贯注地生活在钟叶平的世界中，再没有关心过那篇大批判文章，倒是有关《北国江南》拍摄的情景不时会在她脑海中翻腾。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国务院文委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剧作家阳翰笙，和郭沫若、茅盾等一起到张北参观访问，为当地农民改天换地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回来后创作了《北国江南》。这是阳翰笙解放后创作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北国江南》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负责拍摄，沈浮担任导演。阳翰笙指名要秦怡演银花。抗战时在重庆，秦怡在阳翰笙的领导下从事进步的话剧运动，演过阳翰笙创作的话剧《天国春秋》中的红鸾，阳翰笙很欣赏秦怡的演技。沈浮也早说过要和秦怡好好合作一次，这次他接手导演《北国江南》，感到是个好机会，况且阳翰笙也要秦怡演银花，于是便正式邀请秦怡加盟《北国江南》摄制组。用导演的眼光看，沈浮认为银花不仅是个贤妻良母，温顺善良，而且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让秦怡演比较合适。电影《北国江南》中演瞎眼母亲银花(左)《北国江南》的故事非常简单，大意是说农村女共产党员银花从小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眼睛被坏人弄瞎了。在党的领导下，银花一心要把张北农村变成江南，空闲时不休息，和丈夫吴大成一起发动群众打井造林。工作是艰巨的，同时还要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钱三泰作斗争。正在此时，养子要离开农村到城里工作，银花又费尽心思做说服工作。最后养子不走了，井也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阴谋被公开揭露，银花的眼睛被治好了，北国真的变成了江南。这一故事热情歌颂了党的领导，积极宣扬阶级斗争，在当时的背景下，应当说政治上是无懈可击的。初读《北国江南》的剧本，秦怡并不欣赏这部戏。她认为阳翰笙精神可佳，年纪那么大还从大都市跑到张北去体验生活，问题是剧本写得不怎么样，比较散，读了提不起精神，戏也有点群戏的味道，即这个人身上有点戏，那个人身上也有点戏，缺少浓墨重彩地去刻画一个人物。但是，阳翰笙指名要她演银花，沈浮又跟着发出合作一把的希望，所以秦怡不便也无法推辞。还是老习惯，每接到一个新的角色，秦怡总是先揣摩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从角色身上寻找容易出彩的地方，然后用心去体验，把“出彩”的地方演出来。和以往演过的角色不同，银花的戏虽然不多，可她是个睁眼瞎。闭着眼睛的瞎子好演，睁着眼睛的瞎子怎么演？明明有一双亮着的大眼睛，却要装作什么也看不见，演起来难度较大。而且，一个双目失明者常态和非常态下的内心活动与外部动作是什么样的，也不好把握。为此，秦怡先到医院五官科去采访双目失明的人，观察他们的生活，发觉大部分盲人的特点是特别敏感和心细，也有些盲人因埋藏在心中的痛苦无法发泄而变得暴躁，还有些盲人总是生活在想象和回忆之中。然后，秦怡每天睁着眼睛，装作什么也看不见，结合剧情，体验银花内心的企盼与希望——她感到井水像山泉一样流出来，因为眼睛看不见，她的外部动作相对要静止得多。通过这些观察、采访与模拟演练，秦怡逐步熟悉和进入到陌生的盲人的精神世界。《北国江南》的大部分戏在宣化和张北拍摄，去宣化和张北时经过北京，阳翰笙向秦怡提出了演银花的要求：“李双双是一种典型，银花是另外一种典型。”1961年拍摄的电影《李双双》上映后反响热烈，张瑞芳演的李双双广受好评。阳翰笙提出“银花是另外一种典型”，是希望秦怡演的银花能和张瑞芳演的李双双相媲美。为了让秦怡理解“另外一种典型”的深义，阳翰笙进一步说：“中国的农村妇女，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绝大部分农村妇女是善良贤慧的，她们一辈子操劳，无怨无悔，还总是想着帮助别人。”阳翰笙的一席话，加深了秦怡对银花思想境界的理解。在宣化和张北，秦怡吃住在农民家里，头上包一块毛巾，跟村民大嫂一起干活，挖地、搬石头和运土，样样都干。或许是水土不服，到张北没几天，秦怡体重减了十斤，脸瘦了一圈。“她大姐，你怎么了，是病了吗？”村民大嫂关切地问秦怡。在张北农村，秦怡看到了一些盲人大嫂，她仔细观察盲大嫂们的行动，领悟出一条通向盲人的表演之路：“演银花的时候，我的听觉是两样的，我眼睛张着，但什么也不看，光凭耳朵去感觉，我就变成瞎子了。”银花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沈浮对秦怡的表演非常满意：“她下了不少功夫，我看着她对盲人的生活慢慢地熟悉起来，她演得很细致很朴实，像个盲人，像个劳动妇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拍完《北国江南》，没等影片上映，秦怡就去拍《浪涛滚滚》了。想不到《北国江南》一上映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太原回到北京，批判《北国江南》的声势越来越大，调子越升越高，什么人性论、阶级调和论、中间人物论，已不在话下，许多批判文章气势汹汹，无限上纲，声称《北国江南》“诬蔑共产党人瞎了眼睛”，是“借题发挥，丑化、咒骂共产党”。成荫非常仗义，时时宽慰秦怡：“他们批的是银花，不是你，你是秦怡。他们批判有他们批判的权利，对你大家是了解的。即便是人物塑造得有好坏，也扯不上什么政治问题，而且还有编剧和导演呢。”这段日子，秦怡每天早晨都到北影厂的图书室翻阅报纸，看那些批判文章，心中愤愤不平：共产党员难道就不会双目失明吗？她在宣化和张北拍戏，亲眼看到不少瞎子。把银花写成瞎子，就是“诬蔑共产党人瞎了眼睛”，如此推论，岂不荒谬绝伦！冷静地想想，秦怡觉得成荫说得很对，即便这些文章批判得都对，那也是批银花，与她何干？但是，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秦怡产生了从未经历过的奇异感觉：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呢？秋风阵阵，一片萧杀，枯败泛黄的树叶四处飘落。为给《红岩》补戏，赵丹从上海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初见秦怡，赵丹木讷而毫无表情。秦怡有些纳闷，几个月没看见，阿丹怎么变得一本正经了？几天后，赵丹发现北影厂的人对秦怡并无任何异样，于是把秦怡拉到一边问道：“你知道上海的情况吗？”“我不知道。”“厂里有没有叫你回去？”“没有。”赵丹恍然大悟：“怪不得你自我感觉这么良好。”“我为什么要不良好？”秦怡不解地反问赵丹。赵丹摇了摇头，恢复了爱开玩笑和爱挖苦人的劲儿：“上海不得了了，张春桥亲自到厂批判《北国江南》，摄制组的人都战战兢兢，你在这儿倒逍遥自在。”“我没逍遥，也无须紧张！我又没做什么，跟每次拍片一样，银花是厂里让我演的，我就演了……”赵丹瞪大了眼睛，严肃地说：“你厉害，你在这儿没事儿，你到上海去敢说这个话？”“为什么不敢说，事实就是如此！”秦怡乘机发泄积在心中的不满，但事后又有些恍惚不安。北京报纸在批，上海有人在闹，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呢？是周总理为秦怡解开了这个谜。那天，周总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看完《浪涛滚滚》的样片从放映室出来，秦怡紧跟在总理身后。“秦怡，报纸上在批判《北国江南》，你紧张吗？”周总理打破沉默，漫不经心的问秦怡。“我……我……”秦怡没有思想准备，支支吾吾地说，“……还好，有点儿。”周总理笑笑：“看了你这个戏，可以说跟你没关系。演员是塑造各种各样人物的。”“可银花是我演的角色呀。”周总理说批判《北国江南》跟她没关系，秦怡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仍谦虚地表了个态。“不要怕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一副挨批的样子。”周总理善解人意，很会做工作。秦怡没再说什么，心中是暖洋洋的。“要振作精神，明天叫人到国务院办公厅去拿张票子，看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对开阔你的心胸有好处。”见秦怡一声不响，周总理又特别吩咐说。秦怡不能不激动了，心头一热，眼眶中蓄满喜悦的泪水。“我知道这与你没有关系，”周总理临走时一语道破天机，“他们是要批阳翰笙。”周总理这么一点破，秦怡茅塞顿开，某些人批判《北国江南》不过是幌子，实则是要找影片后面的人算帐，目的是要把阳翰笙与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文艺界领导人打倒在地。几乎在批判《北国江南》的同时，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也先后遭到厄运，三部影片一起被列为电影界的三株“大毒草”，并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挂上了钩。稍后，田汉的《谢瑶环》、夏衍的《林家铺子》相继遭殃。等到文艺界最高领导人周杨也无法幸免地沦为批判对象时，“四条汉子”就成了一项莫大的罪名……极左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拿文艺作品开刀，这预示着一场民族大灾难的来临。不过，对于这后一点，秦怡当时尚无法认识，在那场大灾难到来的初期，她仍然以天真善良的本性去看待一切。第二天，汪洋派人到国务院办公厅为秦怡拿来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票子，秦怡独自去看了这一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演出。宏大的场面，精彩的舞蹈，激昂的旋律，让秦怡情绪无比激奋，心胸也为之开阔：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集合起来的力量才是强大而不可战胜的；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相比之下，一些个人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要抛弃和摆脱不必要的患得患失，像周总理勉励的那样，振作精神，去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回到宿舍，激动的心情趋于平静，略作洗漱后秦怡上床休息，这一夜她睡得特别的舒坦与香甜。《浪涛滚滚》的修改补拍难度太大，何时能排上计划，成荫决定不了，厂长汪洋也无法拍板，秦怡决定先回上海。时令深秋，是吃螃蟹的时候，热情好客的汪洋邀请赵丹和秦怡吃螃蟹，说是为赵丹接风，为秦怡送行，其实是别具深意。秦怡因为《北国江南》的批判正在升级，不管怎么说是她演了瞎了双眼的共产党员银花，批判的矛头尽管没有对着她，谁知道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局？她怕连累汪洋，竭力推辞不肯参加。汪洋大声说道：“你不要多想，螃蟹是一定要吃的！”北京人吃螃蟹不像上海人那样讲究精致，一只只螃蟹放在瓷盆中，那天在北影厂食堂，端上餐桌的是一脸盆红得发亮的螃蟹，风格像汪洋的为人，粗犷豪放。有主人的刻意调节，吃蟹的气氛是欢乐的，但并不十分轻松，敏感而多变的政治气候，在三人的心头多少蒙上了一层无法言说的阴影。秦怡回到上海，厂里的气氛已不像赵丹说得那么紧张，从领导到同事，没人和她提批判《北国江南》的事，新的任务也派下来了。厂里决定拍《乡村女书记》，秦怡演主角女书记。刚演过水利工地的女书记，跟着演乡村女书记，角色的身份太接近，但能有戏演总是好事，秦怡二话不说就接受了。根据剧组安排，秦怡到浙江莫干山山区深入生活。时隔没多久，她从莫干山回到上海，《乡村女书记》暂缓开拍了，理由是什么，没有明说，秦怡也不打听。没几天功夫，厂里决定拍一部反映上海汽轮机厂制造双水内冷发电机组的纪录片，由秦怡当这部纪录片的编导。当纪录片编导是头一回尝试，秦怡多少有点新鲜，接受任务后就和陈鲤庭的夫人到闵行汽轮机厂深入生活，然后赶赴杭州采访收集资料，因为发明双水内冷发电技术的专家是浙江大学的教授。5月的春天，杭州街道两旁的树木披上了绿装，马路上的行人也都换上了春衣，美丽的西子湖畔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置身于这样一派迷人的景色之中，秦怡心情舒畅，也格外想念上海的亲人。从拍《北国江南》起，她大部分时间在外面东奔西走，与家人聚少离多，心有愧意，她没有尽到一个做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夜深人静，秦怡会想起母亲、金焰、女儿和儿子小弟，特别是儿子，两个月后要考高中了，她祝福他考上一所好学校。然而，在内心深处，秦怡又藏有一丝忧虑，从点点滴滴的细微变化中，她总觉得会有一些什么事要发生。比如《乡村女书记》先是说要拍，忽然间说暂缓开拍；前一阵说要重新拍，忽然间又没了动静。再比如厂里的书记老是在换……这些事情小而又小，可为什么会变来变去，没人说也说不清楚。联系到越来越紧绷的政治气候，秦怡认为不是孤立的。自十六岁那年离家出走，奔赴抗战前线，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秦怡养成了关心政治，善于用政治眼光去看人看事的习惯。这一回，凭长年养成的政治嗅觉，秦怡潜意识中总感到会有事要发生，但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事，她说不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恰在此时，两场意外的打击无情地落到了秦怡身上。其一是儿子小弟疯了。1965年9月，秦怡在杭州写双水内冷发电机组纪录片的拍摄大纲，接到家中电话，说是小弟病了。秦怡顿感不妙，如果是一般的病，家里不会急着找她，看来小弟病得不轻，秦怡心急如焚，匆匆赶回上海。“儿子，儿子，我是妈妈，你怎么了？”回到家看到小弟，秦怡抱住儿子大声叫着。小弟瞪着一双无神的大眼睛看着她，不认识她这个妈妈。秦怡立即托朋友找最好的精神病医生会诊，医生一检查，下了秦怡最不愿意听到的结论：精神分裂症。天啊，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疯了！这一年小弟十六岁。那一天，秦怡不知是怎么回家的，坐在三轮车上，她神思恍惚，经过家门口也不认识自己的家了。从此以后，秦怡倾心照顾儿子，无怨无悔。秦怡不怪金焰，儿子发病时他自己也病得起不了床；秦怡也不怪母亲和姐姐，如果她们一发现小弟不对劲就及时送医院，结果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但她们没有经验。秦怡只怪自己为了拍片，疏忽了对儿子的照顾。其二是秦怡本人患了肠癌。儿子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秦怡也像个精神病人一样，天天跑精神病医院，多的一天要跑三次。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秦怡的身体垮了。在儿子的病稍有好转后，秦怡到市郊川沙搞“四清”。她常常便血，人在农村无法看病。1966年春节前放假了，秦怡从川沙回到上海到华东医院检查，医生要她立即住院动手术。秦怡要求过完春节再说，医生没有同意。秦怡意识到情况不妙。那一年秦怡刚四十岁，对一位女演员来说，是个关键的年龄，若抓住机会，还能再拍几部电影……一切已容不得秦怡多想了，不管什么病，春节她一定要和家人一起过。拗不过秦怡的固执，医生勉强同意。回到家里，秦怡没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家人，在家里欢欢喜喜地和母亲、丈夫、女儿、儿子一起度过了年初一、初二。年初三一早，秦怡提了个小包住进了华东医院。手术前要家属签字，别人无法代替，金焰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到华东医院签了字。手术后切片化验，秦怡患的是肠癌，医生和家人都瞒着她，秦怡也乐得装糊涂，没有查问。由于手术中输血不洁，秦怡染上了血清性肝炎，在医院多住了两个月。每天吊针、吃药，其余时间看看书，学画画，生活从没有这么空闲与平静。此时，病房外的世界已是另外一番情景，秦怡忧虑而又说不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劫难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