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传》第十九章爱上了拍电影

第十九章爱上了拍电影

(1946年)抗战胜利了，原先到重庆、香港避难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艺工作者纷纷回到上海。作为特殊时期党所领导的中华剧艺社等文艺团体，在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后自行解散，有关人员也先后回到上海。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各方面人才的回归，使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上海出现了又一次电影生产的高潮。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官方为抢夺胜利果实，扩大对电影事业的垄断，不断排挤、压迫民营公司，打击、迫害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为反击国民党官方对电影事业的垄断，地下党组织团结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开辟进步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在这场斗争中，从重庆回到上海的话剧工作者大都转向电影的创作与拍摄。秦怡一回到上海，一些电影厂（公司）的老板、制片人和导演就找上门请她拍戏。大家心里清楚，能请动这位蜚声全国，深受观众喜爱的话剧名旦在自己的影片中出镜，一定会受到观众的欢迎。由于体力和精神的双重疲劳，秦怡一部戏也没接。长达一个月的旅途奔波，她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尤其是回到家得知父亲去世，似当头一棒，击得她缓不过气来。白天，秦怡一个人站在父亲遗像前，盯着父亲的眼睛看，看着看着父亲仿佛从镜框中走了下来，领她去听音乐，带她去看电影，塞给她一根雪茄似的巧克力糖……“爸爸”，秦怡情不自禁地叫着，爸爸没有答应，又回到了镜框之中。晚上，爸爸会在梦中和她相会。“爸爸，你为什么不给女儿一个机会，让女儿好好报答你呢？”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秦怡总是在自责中发出无声的呼唤。瞿素月理解女儿的心。女儿有出息了，她从心里感到高兴，她每天换着花样烧几道女儿爱吃的菜，让秦怡补补身子，也补偿她对女儿的亏欠。家，这就是家啊！有了母亲的呵护，秦怡体会到了家的温馨。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秦怡不停地思考着。她不想急于加入某个电影厂（公司），靠制片厂发的那点薪金养不活全家十一口人。那就当自由职业者，签合同接戏，这样片酬比较高，养家糊口不成问题。但是，这戏怎么接呢？在重庆八年，已经习惯听从某种安排的秦怡，不适应一个人单打独斗，她渴望有某种力量继续给予她点拨和支持。回到上海一个多星期了，身心彻底放松，吃着妈妈烧的小锅菜，秦怡的脸上有了血色，皮肤红润光亮，人也有了光彩。“秦怡，秦怡是住这儿吗？”一天午后小憩，秦怡正浏览报纸，忽听有人在门外叫喊。秦怡放下报纸，起身下楼开门，惊喜地大叫道：“于先生，怎么是你，真没想到！”来人是于伶。秦怡从中华剧艺社借到新中国艺术剧社演《清明前后》，是于伶提出的。《清明前后》被迫停演，秦怡收到上海的家信，要先回上海，也是于伶同意的。于伶曾和她相约，他到上海后一定和她见面。今天，于伶真的找上门来了。“回到家还好吗？斐斐身体怎样？还有你妈妈，年纪不小了，要多尽点孝道。”分手刚一个多月，一见面于伶就亲切地问长问短。秦怡把于伶领到二楼表姐的新房，“于先生，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她一边倒茶一边问。于伶笑眯眯地看着秦怡，没有正面问答：“你胖了，气色不错，看来还是家里好啊！”秦怡忽然醒悟，自己太唐突了，不该问那样的问题。像于伶这样做地下工作的人，找个人太容易了。至于他怎么知道被找人的地址，一般是不能问的，问了也不会说。这是地下工作的规矩。在重庆和成都，秦怡和许多地下共产党人有过交往，知道这样的规矩，刚才一高兴给忘了。秦怡不再问了，她微笑而带点羞涩地看着于伶。于伶上门来找她，肯定有事情。“上门找你拍戏的人不少吧！”“找的人是不少，我一个戏也没接。刚回到上海，我想先不着急，看一看再说。”“看一看是可以的。依我看，现在你可以到民营公司去拍戏。有什么戏拍什么戏，没关系的。”顺着秦怡的话题，于伶借题发挥。谈话不知不觉进入正题，秦怡认真听着。“你现在是明星，有名誉，有地位，一拍戏肯定是主角，其他人会跟着你走，所以你的观点会影响一批人；而你的观点是什么，我们最清楚。据我知道，吴永刚马上就会来找你拍戏。”至此，于伶专门来找秦怡的目的已很清楚。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界良莠不齐，情况复杂，地下党组织希望秦怡能发挥作用，用自己的明星身份和政治观点去团结影响其他人。秦怡能发挥的作用，是一个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所难以发挥的。于伶的这次谈话，给秦怡的帮助启发很大。她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名气和地位，但她愿意用自己的政治观点去影响别人。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战初期节节败退，后来又假抗日真反共，她亲身经历过，有足够的发言权。因此，这次谈话后，秦怡更加自觉地学习时事，考虑怎样结合拍片，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去影响和带动别人。没过多久，果然如于伶所说，吴永刚上门来找秦怡，请秦怡在他编剧和导演的《忠义之家》中演女主角——一个飞行员的妻子。《忠义之家》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在“八一三”上海战役中，国民党空军驾驶员驾驶飞机撞击日本侵略者的军舰，壮烈牺牲。这位飞行员就是沈崇教的三哥沈从辉。吴永刚的想法比较简单，抗战胜利了，写一写抗战中的烈士是应该的。飞行员牺牲后，他的妻子和父亲在敌伪压迫下坚强不屈，继续参加爱国活动，直到日寇投降，飞行员的妻子和父亲一起参加庆祝胜利的大游行，被“政府”褒奖为“忠义之家”。《忠义之家》是秦怡回上海后拍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她第一部演主角的电影。吴永刚的风格与应云卫、贺孟斧不同，他向演员讲清总体构思后，很少对演员提什么要求，角色怎么演，让演员自己去把握。刚开始，秦怡自认演一个烈士的妻子不会有问题。这个角色说是主角，戏的份量并不重。出乎意外的是，戏拍到三分之一，一看样片，秦怡真想提出换掉自己，样片中她对角色的塑造完全体现不出来，角色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不由自主，身不由己，把握不住节奏，离自己想象的距离太远。为此，在后来拍摄中，秦怡不断寻找自己的缺点，并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缺点。《忠义之家》的拍摄，使秦怡既感到电影的可怕复杂，又喜欢上了电影。所谓可怕复杂，是指电影与舞台剧的表演有很大不同。电影要在导演的分镜头拍摄中准确、充分地体现人物的面貌，对颠颠倒倒的剧情拍摄和断断续续的感情流露，秦怡很不适应。在重庆秦怡参加过几部电影的拍摄，那多是客串性地玩玩，没有进入到角色的塑造，不知道其中的艰难。看来，要真正掌握电影表演的特性，做到运用自如，要从头学起。所谓喜欢上了电影，是指电影的天地非常广阔，是最具表现力量的艺术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无法看到和不能言传的细微末节，在电影镜头中能表达得淋漓尽致。电影在传达人的精神状态的微妙变化方面，有着无穷的魅力。毕竟在舞台上塑造了那么多的艺术形象，秦怡在《忠义之家》中的表演基本是合格的，得到了观众的赞许。不过，当时的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忠义之家》是写国民党飞行员的，有歌颂国民党的嫌疑，所以很快不再被人提起。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忠义之家》才获得新生，被认为是一部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影片。1946年秋末，拍完《忠义之家》，秦怡应应云卫之约，演出了几台话剧。在上海舞台上，秦怡一展重庆名旦的风采，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父亲去世的哀伤逐渐平复，家中的经济压力开始缓解，银幕散发着无穷的诱惑力，秦怡的心情从没有这样轻松愉快过。这时，陈鲤庭来请秦怡参加影片《遥远的爱》的拍摄。秦怡和陈鲤庭在中华剧艺社一起共过事，又在他导演的戏里演过角色，所以陈鲤庭一发出邀请，秦怡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遥远的爱》署名编剧是陈鲤庭，实际上陈鲤庭只写了分场故事梗概，他请夏衍写对白。夏衍最后交出来的是一部完整的剧本，而且立意深刻，对白漂亮，极富文学性。夏衍谦虚，坚决不肯挂编剧之名。出于无奈，陈鲤庭只好一身二任，既当编剧又当导演。《遥远的爱》的主题是宣传妇女解放，剧情的大意是：农村姑娘余珍到城市帮佣，在大学教授肖元熙家做小大姐。肖元熙口头上喊着教育救国、妇女解放的漂亮词儿，实际上是个什么也不做的人。他决心改造余珍并占有她，结果小大姐真成了他的夫人。余珍在成为教授夫人后，有了接触外界的机会，慢慢成长起来，最后离开了空喊口号的肖元熙，投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中。影片中，秦怡演余珍，赵丹演肖元熙，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合作。电影《遥远的爱》中演小大姐(前左)
“哈哈，秦怡妹妹，我们又在一起了！”赵丹一看见秦怡，笑着大声说。他历来性格开朗，对人热情似火。秦怡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说：“阿丹，你可要好好帮我！”秦怡说的是真心话，在电影表演上，赵丹的功力有目共睹。“还记得一年前在唐纳家通宵长谈吗？现在我们都回到上海了，变化真快啊！”故人相逢，赵丹旧事重提。秦怡说：“记得，当然记得！那时我就想回上海了……”对于往事的短暂回忆，激起了两人的创作热情。余珍从一个农村姑娘，通过学文化成为教授夫人，再从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到离开教授投入抗战行列，人物发展变化大，很有戏可演。但这时秦怡对电影表演的特性尚不够熟悉，总感到有劲无处使，对人物的分析设计在想象中好像活了，等到一看样片，人物并没有活到银幕上。赵丹演肖元熙却演得有滋有味。他每天花样百出，在一根拐杖上也能设计出许多动作，而且总能设计到点子上。秦怡羡慕赵丹，虚心向赵丹请教：“阿丹，我怎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用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花头经’的？”赵丹看着秦怡，故作一脸茫然：“人家都说你秦怡妹妹演的角色接近自然，很朴实，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唉，我不会演戏。刚上舞台，我是靠模仿别人的外形，慢慢才走进角色的。你别搭架子，今天我是有心拜佛，求得真经。”秦怡知道赵丹喜欢开玩笑，嗔怪地说道。“其实，模仿外形的过程，也是揣摩、体验角色内心的一种途径。”赵丹不再说笑了，“但是有的角色是要由内心来塑造外型的。我觉得，不管是从外形还是从内心走进角色，最终必须把内心和外形融为一体，这样才能自然、准确、生动地表演角色。”赵丹的一席话概括得深刻透彻，秦怡打心眼儿里佩服，也受到很大启发。在拍余珍吃教授来不及吃的鸡蛋火腿烤面包早餐，和在余珍成为教授夫人，新闻记者到家采访教授这两场戏时，前者秦怡在表现小大姐狼吞虎咽吃的同时，把两条腿随意夸张地放在茶几上，凸现了一个从农村刚到城市的小丫头的特点；后者则表现为教授夫人一见新闻记者拍照的闪光灯就很不习惯，每当闪光灯亮一下，她都会微微一惊，凸现出余珍虽然成了教授夫人，又终究是个生于农村的纯朴姑娘，少见世面，所以闪光灯一闪，她会下意识地一惊。秦怡在这两场戏中的表演，体现了人物的外形与内心融为一体。从秦怡的个人感受来说，她看到了细节在电影表演中的重要。细节真实会大大增加作品的生动，也会大大丰富人物形象。从艺术上看，《遥远的爱》人物性格刻画自然逼真，栩栩如生，博得了观众的称赞。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天，著名女科学家修瑞娟在政协会议上碰到秦怡，她告诉秦怡，当年她父亲带着她去电影院看《遥远的爱》，以余珍的形象教育她说：“娟，你将来长大做人就要像这个女孩子那样。”几十年来，修瑞娟一直在心中珍藏着这个激励她的美好形象。“谢谢……谢谢你还记着我四十年前演的那个余珍……”听着修瑞娟的叙说，秦怡胸中涌起一股暖流。一个演员演了一个角色，打动了父女两代人，而且是几十年地被记在心中，那种幸福的感觉是无以言表的。拍完《遥远的爱》，秦怡又经应云卫之邀，在他导演的《无名氏》里演女主角。这部由于伶编剧的影片，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黑暗，遭到官方审查机构的百般刁难，不断要求修改台词，影片拍拍停停，被剪得支离破碎，连故事情节都连不起来，严重损害了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进步电影生存环境的恶劣。《无名氏》拍到一半，阳翰笙给秦怡写了一封信，说他在筹备昆仑影业公司，希望她尽快去参加，昆仑影业公司成立，她就是“昆仑”的正式成员。抗战刚胜利的时候，阳翰笙曾对秦怡说过：“中华剧艺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要解散，以后‘中艺’的人到哪里去，我们会安排的。”秦怡心里明白，“昆仑”名义上是民营公司，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的电影拍摄机构，她当然愿意加入。问题是她正在拍《无名氏》，一时离不开。于伶知道了这件事，专门关照秦怡，先不急于到“昆仑”，还是多在民营公司拍戏，用她的观点去影响别人。用今天的话说，于伶是让秦怡在民营公司“掺沙子”，尽量多抓住一些阵地。秦怡认为于伶说得也对，就给阳翰笙回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阳翰笙又来信说，秦怡暂时不参加“昆仑”的筹备没关系，她可以继续在民营公司拍戏。从舞台走向银幕，是秦怡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靠着执著的探索和追求，秦怡一点点积累经验，终于适应了水银灯下的表演，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1948年春，秦怡在《母亲》中演母亲，从二十多岁演到七十多岁，这一形象的塑造成功，标志着她完成了从一个舞台表演艺术家向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转换。《母亲》由石挥编剧兼导演。秦怡演的母亲，出身名门，出嫁后生下一子一女，丈夫辞世而去。她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子从医科大学毕业，希望他能成为一位名医，过上富裕的生活。没想到儿子毕业后热衷为贫民义诊，她仍然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母亲的希望落空了，和儿子发生矛盾，可当她看到儿子受到贫民的真诚爱戴，醒悟过来了，思想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纵观《母亲》的剧情，母亲的戏十分丰富，特别是进入老年以后的戏更是催人泪下。秦怡演年轻时代的母亲，毫无难度，演老年时代的母亲难度不小，她当时才二十六岁。许多人担心，老年母亲的戏演不好，《母亲》就彻底砸锅了。奇怪的是，秦怡本人偏偏特别喜欢演老年时代的母亲。《母亲》正式开拍，石挥先拍两场母亲年轻时代的戏，接着跳拍老年时代的母亲冒着冰天雪地的寒风去当铺的戏。显然，石挥也担心秦怡胜任不了老年时代的母亲。令大家惊讶的是，看了样片，老年母亲的形象从外到内融为一体，谁也不会想到扮演者是黑发红颜的秦怡。电影《母亲》中演母亲(右)老年母亲演出成功，一是辛汉文的化装功不可没；二是从自己母亲身上，秦怡找到了一个从外形到内心可供借鉴的人物原形。母亲的生活与性格，和影片中母亲的生活与性格十分相似……生活中的母亲，大年三十丈夫不幸去世，她深更半夜冒着寒风，脚踏深雪去叩亲友家的门借贷；剧本中的母亲，身体虚弱，精神颓丧，在寒风凛冽中颤颤巍巍，步履踉跄地去典当……两个母亲渐渐合二为一，变成银幕上秦怡演的母亲。秦怡和石挥原来并不熟悉，仅是互相慕名，彼此知道对方。石挥担心秦怡能否演好老年时代的母亲，秦怡也担心石挥第一次当导演，不知能不能拍好《母亲》。通过这次合作，两人互相增进了了解，此后一直保持着愉快而友好的关系，从未有过任何争执。石挥的工作作风轻松愉快，能把握全局，严格而善意地对待所有的合作者。秦怡感到，石挥不仅是一位好演员，也是一位好导演。不知是什么原因，《母亲》拍完放映后，后来一直很少重映。从内容来说，《母亲》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除了上述四部影片，秦怡还拍了毛羽导演的《大地春回》、何兆章导演的《海茫茫》和汤晓丹导演的《失去的爱情》，前后共七部影片的拍摄，秦怡打心眼儿里爱上了电影，从此和电影再也分不开了。作为一个演员，一生只要能演一两部能留得下来的作品，塑造一两个站得住的艺术形象，也就终身无憾了；相反，如若错过机会，与优秀作品擦肩而过，是会抱憾终身的。然而，仅仅是一两年的功夫，秦怡就错过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两部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属经典之作的拍摄，几十年来每谈起此事，秦怡惋惜不已。1946年秋天，秦怡正拍《遥远的爱》。一天，《一江春水向东流》编导之一的郑君里来找她，请她演影片中的留守夫人素芬。郑君里眼光犀利，挑选演员很有一套。秦怡端庄秀丽，宽厚善良，是演素芬的理想人选。郑君里实话实说，他还要邀请陈天国演张忠良。作为当红小生，陈天国演张忠良同样是理想人选。秦怡一听，婉拒了郑君里的好意。好不容易和陈天国彻底分开，秦怡不想在舞台或银幕上再与他有任何瓜葛。后来素芬一角由白杨出演。出人意料的是，临到开拍，陈天国失踪了，另一位编导蔡楚生请陶金出山。《一江春水向东流》拍完上映，陶金演的张忠良深入人心，白杨演的素芬也极其感人，外加配角舒绣文和吴茵的精彩表演，影片轰动上海，创造了继《渔光曲》之后的最高卖座记录，连演三个多月，群众达七十余万人，是以往所从未有过的。1947年年底，“中艺”老人陈白尘对秦怡说，他在写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到时候请她演国防部小官僚侯义伯的姘妇余小瑛，秦怡愉快地答应了。拍完《无名氏》，秦怡有一段短时期的空档，便耐心等《乌鸦与麻雀》的开拍。正在这时，石挥邀秦怡在《母亲》中演母亲。石挥是上海“孤岛”时期的电影人，秦怡和他不熟，而且石挥说得很客气，秦怡不好意思拒绝，遂去找陈白尘拿主意。陈白尘让秦怡先拍《母亲》，他的剧本还在修改，估计等《母亲》两个月拍好，《乌鸦与麻雀》才能开机。这样，秦怡就接了《母亲》。谁知《母亲》刚拍了一个月，陈白尘的本子一改好，《乌鸦与麻雀》马上开机。秦怡不能丢下《母亲》去拍《乌鸦与麻雀》，余小瑛最后由黄宗英出演。《乌鸦与麻雀》是一部优秀影片，影片以卓越的艺术技巧和辛辣的政治讽刺，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混乱、黑暗和光明即将到来的社会面貌，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尽管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两部优秀影片擦肩而过，不无遗憾，但秦怡抓住了每一次上镜的机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电影表演艺术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名扬中外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机遇是重要的，但成功并不全靠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