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传》第十一章四大名旦

第十一章四大名旦

重庆时期四大名旦的宣传照(左下者为秦怡)《大地回春》一炮打响，秦怡声誉雀起，生存状况非昔日可比。她登上了明星的宝座，受到观众的欢迎，每天晚上散戏后，总有一大批观众聚在国泰电影院门口，等着一睹她的风采。她的一举一动都成了新闻，不仅报纸报道，而且还为好事的人们四处传播。面对突如其来的鲜花和掌声，秦怡心理准备不足，多少感到有点意外，但也没有受宠若惊，被虚名与浮华冲昏头脑。应云卫的及时勉励，使她获益匪浅。她从不摆明星架子，讲什么身份，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演戏的天才，可以目空一切。继《大地回春》之后，中华剧艺社不断排演新戏，作为剧社的基本演员，秦怡一部接一部地上戏，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正角还是丑角，甚至是跑龙套，她不挑不拣，一律用心去演。《天国春秋》中的红鸾，《钦差大臣》的县长小姐，《愁城记》中的赵太太，《茶花女》中的女友，面对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与不同生活中的不同人物，秦怡尽力排除杂念，集中精力去琢磨研究，虚心向同台演出的老演员学习，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具有不同个性的舞台形象。秦怡把“中艺”当成自己的家，把舞台作为自己活动的天地，每晚有戏演就演戏，没戏演当群众演员，连群众演员都不需要的时候，就坐在后台看戏。正是在那种既艰苦又很艺术的环境中，在不断的实践中，以及在周围同行的带动影响下，秦怡日渐成熟起来。中华剧艺社是在“皖南事变”的大背景下，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控制，为宣传抗日救亡而成立的。在剧社酝酿筹备阶段，阳翰笙已着手创作话剧《天国春秋》。开锣戏《大地回春》取得成功，阳翰笙极为高兴，立即把《天国春秋》的剧本交给应云卫，作为中华剧艺社的新剧目上演。《天国春秋》用影射、曲笔的手法，以太平天国的韦杨之乱比喻国民党的同室操戈。剧中洪宣娇有句台词：“大敌当前，我们不应该自相残杀！”最明显不过地暗指在“皖南事变”中，国民党顽固派大肆杀害抗日的新四军将士。剧本送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审查，长时间扣压不批。幸得应云卫手眼通天，兜得转，想方设法多方疏通，才获得准演证。《天国春秋》的导演还是应云卫，考虑到这部戏的题材价值，为扩大影响，他决定采用全明星班底。应云卫从“中万”剧团请来舒绣文演洪宣娇，从“中电”剧团请来白杨演傅善祥，让耿震演杨秀清，项演韦昌辉。末了，剩下一个虽有名有姓但又不起眼的群众角色红鸾，分派给秦怡演。红鸾是秦淮河畔的一名艺妓，因人长得漂亮，被韦昌辉霸占，是东王杨秀清把她救出来，让她和自己的丈夫团聚。这一角色在全剧中只有三句台词一场戏，几分钟就演完。有人为秦怡惋惜，大明星演这么个小角色，不值得。秦怡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她从没演过古装戏，要演好红鸾难度不小。演红鸾头上要梳个高高的发髻，脑后要披着长长的秀发，身上要穿有水袖的古装，吸取演黄树蕙时穿了无袖旗袍手不知怎么放，穿了高跟鞋路不知怎么走的教训，秦怡在生活中先练习起来，摸索穿古装时手怎么从水袖里伸出来，跪下行礼怎么做到不压住拖地长裙，一点点地学习基本动作，慢慢再考虑姿态美不美，如何通过外在动作去展现人物的性格。正式排练，有戏时秦怡认真排练，没戏时坐在一旁看别人排戏，从别人身上学习自己还不具备的东西。秦怡特别佩服舒绣文把洪宣娇英武泼辣的气概演得淋漓尽致。“大敌当前，我们不应该自相残杀！”说这句台词时，舒绣文咬字准确，声音洪亮，感情激动，充满悲愤，意有所指，直听得秦怡热血沸腾。《天国春秋》公演了，秦怡演的红鸾虽说是个群众角色，但一来她已经出了名，二来她在小角色身上肯花功夫钻研，所以演得有光有彩，甚得好评。阳翰笙称赞秦怡，“虽然只有一场戏，却演得古色古香，有古典美的韵味”。红鸾的饰演成功，为秦怡后来演李香君等古装人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果《天国春秋》里的红鸾算是个配角的话，那么在《愁城记》里，秦怡演的赵太太则是个不折不扣的丑角。《愁城记》由夏衍编剧，贺孟斧导演。这个戏有两个女角色，一个是二十来岁的女主角，美丽纯朴的少妇赵婉贞；一个是赵婉贞的姑母赵太太，俗气透顶的中年妇女。大家认为，女主角一定非秦怡莫属，可临到分配角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贺孟斧却让秦怡演赵太太。秦怡愉快地接受了。赵太太是个庸俗低级的女人，她嫁给了米商，大发国难财，见有钱有势的人就怕，见穷人就欺，灵魂自私而丑恶。从读书到参加工作，秦怡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女人，她所熟悉的生活，离角色的距离比较远。这个人物和《正在想》中的天主教嬷嬷、《大地回春》中的黄树蕙也全然不同。怎样演好赵太太？这反勾起了秦怡强烈的创作欲望。化装师辛汉文在设计赵太太的形象时，提议在秦怡的鼻梁和脖子上刮出几条赤红的“痧”，把头发向上翻起一半，再穿一套香云纱衫裤，带点金耳环之类的首饰，以充分体现赵太太的势利和俗气。辛汉文这么一提议，秦怡想起了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的亭子间嫂嫂，想起了排队买户口米时米店的老板娘，也想起了连亲弟弟都要赶出家门的大伯，这些人身上或多或少有着赵太太的影子。思路一打开，秦怡便着手寻找怎么去丑化人物的怪样儿，怎么去刻画人物庸俗势利的神情，让人物一点点在自己的心里先活起来……赵太太登台亮相了。只见她身穿香云纱衫裤，半敞着前襟，脖子上有一条条刮痧后留下的血痕，耳朵上挂着金耳环，手里拿着大蒲扇，面露趋炎附势之色，在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活脱脱一个令人讨厌的小市民形象。这与容貌俏丽、温文尔雅的秦怡本人，完全判若两人。看了《愁城记》，人们惊异秦怡能演活赵太太这样的角色，赞赏她是一个戏路宽广的演员。在话剧《钦差大臣》中演女儿(左)
在话剧《战斗的女性》中演女护士(左一)
俄罗斯大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一部经典讽刺喜剧，“中艺”把它搬上舞台，对针贬时弊很有意义。导演陈鲤庭每排一部戏都是既严格又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法，凡是艺术上所需要的，他决不含糊，也决不退让。陈鲤庭挑选演员要求很高，他让秦怡在剧中扮演阿谀谄媚的假钦差的女儿，是个二号人物，也是个丑角。秦怡不熟悉帝俄时代年轻姑娘们的生活，怎样演好这个人物，心里没有把握，是个新的挑战。为此，已经积累了一些塑造人物经验的秦怡，再次开动脑筋，寻找刻画人物的突破口。她想起了她看过的俄罗斯电影，极力回忆影片中俄罗斯姑娘怎样提着长裙子走碎步，怎样忽闪忽闪地飞媚眼，怎样拿腔拿调地吃饭说话，再结合剧情反复练习。接着，秦怡又从现实生活某些疯疯癫癫的幽默中获得启发，从内心世界去寻找角色的一种说不清楚的自我陶醉的依据，从而找到了角色所要求的不同寻常的神态。有了这两方面的结合，秦怡比较好地完成了县长小姐形象的塑造。《钦差大臣》是个外国戏，演员外形的化装比演中国戏复杂。“中艺”属民间演出团体，演一个戏捐税多得吓人，诸如娱乐捐、防空捐、救济捐，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名目繁多，无非是要剧社掏钱。更荒唐的是“不正当行为取缔税”，规定每个演员都要办一张“不正当行为取缔税”身份证，方能登台演出，否则即遭“取缔”。据说，这本来是为了对付卖皮肉为生的妓女的，现在竟套用在演员头上，真是莫大的侮辱。为了减轻演员个人负担，“不正当行为取缔税”也由剧社集体付钱，将身份证办来发给演员。“中艺”自开锣登场亮相，演出红红火火，收入颇为可观，可七七八八的捐税一缴，竟是入不敷出，每次演出都要找一个募捐单位。为了节省开支，演员们的工资只发十来元生活费，化妆品买不起就不买了。演《钦差大臣》，演员要化成高鼻子和黄头发。没有钱买化妆品，辛汉文别出心裁，改用代用品。秦怡的高鼻子是用口香糖粘上去的，黄头发是用黄粉洒的。即便这样，连代用品也要尽量节约。那就索性一次性化装，一场戏演完了，反正人已很疲劳，索性不下装，用布包着头小心睡觉。的确，不身临其境，无法体会那时演戏的辛苦。悟性和不怕吃苦，是一个优秀演员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秦怡都具备了。此外，在《孤岛小景》、《面子问题》、《战斗的女性》和《茶花女》等话剧中，秦怡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均有不俗表现。不论大小美丑，所有角色一概都演，不断在艺术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秦怡的演技日长月进，声誉更隆。“中艺”最重要、最辉煌、最具意义的演出是《屈原》，编剧郭沫若用诗一般的语言，歌颂了屈原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了卖国贼阴谋迫害爱国志士的罪恶行为。其中雷电颂一场，编剧借屈原之口，把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愤慨说了出来，痛快淋漓，振奋人心。该剧上演后，官方大发雷霆，指责《屈原》是指桑骂槐，煽动造反。阳翰笙非常重视《屈原》的演出，要导演陈鲤庭采用全明星制，扩大演出影响。演员名单很快确定，金山演屈原，张瑞芳演婵娟，白杨演南后，石羽、施超等都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连只有一二句台词的钓者，也安排了张逸生来演。其余一般演员都演群众角色。秦怡在《屈原》中没有分到角色，当时她已经是大明星，导演不好随便指派她什么。照应云卫的想法，有人挑大梁了，就让秦怡休息，以便将来不断让她挑大梁。这是给秦怡创造观摩别人演出，学习众人之长的好机会。秦怡心领神会，主动去剧组跑龙套，大部分时间则在后台看别人演出，每当看到金山演的屈原抱着张瑞芳演的婵娟说：“婵娟，我的女儿……”她都泪流不止。1943年春节过后，中央青年剧社来人和应云卫商量，欲借秦怡去演《清宫外史》中的珍妃。该剧由戏剧家杨村彬编剧，并任导演。珍妃是皇帝选中的妃子，是个美人，秦怡扮演比较合适。为了能让秦怡得到更多的锻炼，应云卫同意放人。秦怡看了剧本，认为《清宫外史》会引起轰动，但她不喜欢珍妃这个角色。剧中这个人物没有吸引力，性格不鲜明，是个小可怜式的人物，而且戏也太散，难有发挥的余地。不过，秦怡看了演员名单，发现一个戏集中了这么多一流演员，是少有的，演出一定会有惊人的效果。秦怡的这一判断，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很有眼光。《清宫外史》演员阵容庞大，赵蕴如的慈禧，施超的李莲英，沈扬的寇连才，傅惠珍的李姐儿和项的光绪，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个都是“腕”。杨村彬是中央青年剧社的著名导演，《清宫外史》是他的作品，所以在对历史人物作性格化处理上，在运用传统手法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上，有独到之功，演员演得人各有貌，非常有劲。排练时秦怡发现，赵蕴如演慈禧演得那么自信，能那样镇住人，无论从语言、气度、形体等各个方面都能很好体现人物的思想面貌；施超演李莲英演得奸诈而奴颜婢膝；沈扬演寇连才演得纯朴而忠诚，与施超形成一反一正的对比；傅惠珍演李姐儿也演得个性鲜明。从这些表演中，秦怡学到了许多东西，懂得了应该怎样去爱自己的角色，不遗余力地去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后来的演出，秦怡重点抓住珍妃和皇上的关系做文章。珍妃和光绪，不仅仅是一个妃子与皇帝的关系，而且还有两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情与爱的关系，若抓住后一点去演珍妃，可以弥补珍妃形象的平淡。一旦深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秦怡发现珍妃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善良、明理，对任何人都不存戒心和坏心，是清宫里少有的一个纯洁的人，但同时她又是个时时刻刻遭他人欺侮，且只能逆来顺受的人；她有着极大的承受力，但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可怜；她越受到压制，头脑越清醒。她在戏中对光绪说：“只要不怕，觉得对的，就……”这说明她是一个富有思想的人，不是一般的一个小妃子、小女人。秦怡把角色的内心世界贯穿起来，形成了这样一条主线——珍妃以一种惊人的承受力，抵抗清宫中随时向她袭来的攻击和陷害，并甘愿为维护光绪皇帝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样，珍妃的形象就不再苍白无力了。《清宫外史》的演出，轰动了山城，连演近百场，场场爆满，群众爱看，社会名流和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观看，蒋经国和蒋纬国两位皇太子一连看了几遍。他们对秦怡特别感兴趣，前台看了不过瘾，又到后台去看，吓得秦怡躲来躲去。据说，宋氏三姐妹也曾联袂到剧场欣赏。最后，消息传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耳朵里，极少看话剧的他来了兴趣，传令要看《清宫外史》。蒋介石要看戏，不可能到演出的剧场看，剧组大动干戈，把所有布景、道具搬到蒋介石驻地的礼堂去演。《清宫外史》长达三个多小时，蒋介石嫌一次看完时间太长，命令分两场演出，这在话剧史上是空前的。演出还比较顺利，第二场演完谢幕，大家松了一口气，准备卸装回剧团。舞台监督却叫大家不要走，原地等待命令。稍顷，很快传来“喜讯”：蒋介石要接见全体演职人员，请大家吃饭，以资嘉奖。剧组人员被领到一个大会议室，用长条桌拼起来的座位围成三圈，上铺白桌布。蒋介石面朝南，居中而坐，两旁排的是“慈禧”和“珍妃”。秦怡不想与“领袖”直接谈话，急中生智，把编剧兼导演的杨村彬拉上来对换。当着众人之面，杨村彬不便争执，被迫坐在蒋介石旁边。秦怡于是坐在杨村彬的位子上，不料刚抬头一看，发现对面坐着的是蒋经国。蒋经国很客气的点点头说“你们的演出很有水平”，顺便问了秦怡的年龄和工作。秦怡礼貌地笑了笑，算是回答。勤务人员端上了饭，是一人一盒的“新生活运动饭”——盖浇饭，米饭上盖着菜，是秦怡最讨厌的土豆烧肥肉。剧组的小伙子本以为能美美地吃上一顿，想不到“领袖”请吃饭会这么简单，一个个气得低声骂娘。吃完饭，蒋介石提议大家一起拍张集体照，然后就走了。这张照片，在当时那个年代，碰到麻烦事拿出来给人看，多少还有点用处。解放后就成了有问题的“证据”。文化大革命中，凡在照片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吃苦头的。看戏、接见、吃饭和拍照，像是演习一样按部就班进行，谁也没把它太当一回事，只是因为有命令而无法违抗。从演《大地回春》一戏走红起，整整两年了，岁月的洗礼和舞台的锤炼，使秦怡的表演艺术大有长进，并逐渐走向成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3年5月，夏衍从香港辗转回到重庆，成为重庆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在一次戏剧创作座谈会上，他说：“京剧有四大名旦，话剧也有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不是四大名旦吗！”从此，四大名旦一说不胫而走。“四大名旦”，一个荣誉性桂冠，秦怡带上这样的桂冠，名副其实，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