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传》第六章第一次上台

时间:2008-03-18 02:35:33

第一次上台在电影《东亚之光》中演一日本妇女(中)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展现在秦怡面前的一切都非常新鲜。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汉口摄影场,1935年成立,原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名下,拍过一些新闻片和军事教育片,没什么名声,也没什么影响。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南昌行营政训处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汉口摄影场划归第三厅领导,从此声誉和地位大为改观,云集了应云卫、史东山、郑君里、舒绣文、黎莉莉、吴茵、王斑和陈天国等一批知名电影工作者,接连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抗日影片。武汉沦陷前夕,汉口摄影场迁到重庆观音岩纯阳洞的半山腰,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秦怡历尽艰辛逃到重庆时,中国电影制片厂刚搬到重庆两个月,正在扩充人员,大兴土木。说是大兴土木,不过是搭建一些简易木板房。日军飞机经常轰炸,再好的房子一挨炮弹,立马化为一片瓦砾。所以,全厂除演出厅抗建堂建得比较讲究外,办公室和员工宿舍都尽量因陋就简。中国电影制片厂对外设有“中万”剧团和“中万”合唱团(全称是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合唱团)两个不同名称的演出团体,两个演出团体是一家人。刚进厂,秦怡是“中制”的见习演员,见习工资每月30元。在物价飞涨的年代,30元工资低了一些,但厂里管吃管住,还另发一件棉大衣。棉大衣是黑色的,领子上镶着绒绒毛,非常别致,穿在身上很神气,像个演员的样子。见习期三个月,主要参加“中万”合唱团和“中万”剧团的演出,三个月后升为正式演员。从此不愁吃不愁住,秦怡心满意足了。合唱团的演出任务并不重,全团十来个人,上台演出,歌声混在一起,唱得好唱得不好,分不出来。秦怡唱得挺认真,挺高兴,这不仅因为唱的都是《天伦歌》、《游击队之歌》和《黄河大合唱》等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而且合唱团的指挥是大名鼎鼎的盛家伦。自从电影《夜半歌声》问世,盛家伦的名字家喻户晓,影片中那首优美动听的插曲就是他唱的。秦怡原先只知道盛家伦是歌唱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指挥家。秦怡没有学过音乐,说不出盛家伦的指挥好在哪儿,只是站在合唱的队伍中,看着他双手上下挥舞,像有魔力一样,便愿意使出劲来把歌唱好。没有演出的时候,秦怡会到摄影棚、剪辑室和道具间看看逛逛,参观拍戏。使秦怡高兴的是,厂里经常有电影看。国产片不多,大部分是美国片。如埃洛尔•弗林的《热血男儿》,克拉克•盖博的《叛舰喋血记》,珍妮•麦唐纳的《旧金山》等,看这些影片是真正的艺术享受。然而,当最初的新鲜过去之后,秦怡有点不满足了。从上海离家出走,为的是参加抗战,如今为了生活,每天在合唱团里唱唱歌,有点不甘心。心里一有想法,不满的情绪自然会流露出来。1939年春节中的一天,朋友老徐夫妇请一位客人吃饭,邀秦怡一起参加。那年秦怡十七岁,长得胖乎乎的,愣头愣脑,活脱脱一个傻丫头模样。客人大约四十岁不到,长得浓眉大眼,仪表非凡,秦怡看着面熟,又说不出他到底是谁,老徐也没有介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客人谈吐爽朗潇洒,和老徐夫妇谈得十分亲热,为了不至冷落秦怡,他操着浓重的江淮口音问道。秦怡随口回答说:“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唱歌,兼当跑龙套的演员。”“那好啊。”客人笑着说。秦怡对客人的赞赏不以为然:“好什么呀,整天在里面混,没什么意思。我想去前线,没去成;我想去深造,又没条件。”“你们在唱什么歌?”客人问道。秦怡脱口而出:“当然是抗战歌曲。”客人朗朗大笑:“这怎么能说没意思?太有意思了!你们的歌声将会激起千万人热血沸腾,有数不清的人在歌声的鼓舞下参加了浴血奋战,可你还觉得没意思!”秦怡看着客人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是那样的真诚坦然,亲切的话语,和别人说得不一样,像和老朋友聊天,特别中听,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当然深造也是很好的理想,也不要放弃。”客人接着补充说。客人走后,秦怡问老徐那客人到底是谁,老徐告诉她,他就是深受文化界人士爱戴、当时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周恩来。“你真的不认识?”说完,老徐反问了一句。一听是周恩来,秦怡一脸尴尬,想起刚才在这位大人物面前胡说八道,她非常后悔。这是秦怡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话像磁力一样牢牢地吸引着她,感到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力量,一种信念。生活有了新的意义,秦怡唱歌的声音更响亮了。三个月期满,秦怡转为正式演员,并进了名角荟萃、阵容强大的“中万”剧团。这时,应云卫开始动员秦怡演话剧。在应云卫的眼里,秦怡迟早会成为一位大明星。秦怡第一次上台演出的话剧《中国万岁》,是一部鼓动群众参军的抗日戏,应云卫导演,舒绣文主演,秦怡演一个要求参军抗战的热血青年。角色的全部动作只有一个:背对着观众,举起拳头,站起来说一句台词,四个字:“我也要去!”表现出也要去参加抗战的决心。对稍有一点舞台经验的演员来说,演这么一个群众角色,无须有任何负担,也用不着排练,上台就能演。但是对秦怡来说,这是她第一次上台,演员的神秘感尚未消除,凭空增添了许多压力,一直处于紧张而可笑的准备状态中。刚开始,秦怡不停地练习“我也要去”这句台词,琢磨重音应该放在哪个字上;然后练习举拳头的动作,琢磨什么时候举起拳头最合适。不管是吃饭、走路,还是睡觉,只要一想到戏,秦怡就会举起拳头,说那句四个字的台词,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舒绣文大姐及时给了她很大帮助。这位技压群芳、名满山城的大演员,生活中平易近人,没有名角儿的傲慢气,也从不拿架子摆派头。作为这个戏的主演,舒绣文像对待小妹妹一样爱护秦怡,和秦怡一起分析剧本,研究角色。舒绣文一口漂亮纯正的国语,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极富艺术魅力,秦怡非常佩服。舒绣文和秦怡一起练台词,秦怡深为感激。“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一定会演好的。”和秦怡同住一宿舍的英茵大姐,也是一位名演员,发现秦怡紧张过度,笑着鼓励说。经过舒绣文和英茵两位大姐的热情指点,秦怡醒悟不少,她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努力,联想到自己为抗战而离家出走的经历,意识到“我也要去”这句台词应该自然而然地说出来,不必刻意去追求什么效果。主意一定,秦怡不再作无谓的练习,轻轻松松地排练,没听到有不同意见。正式演出的头一场,秦怡穿好服装,因为是背对观众,脸部不用化装。剧场里灯光暗了,观众们凝神屏气地注视着舞台。一个日本军官撞进屋内,跟演女主角的舒绣文对话。秦怡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演日本军官的演员根据剧情规定,一巴掌打在舒绣文脸上,秦怡吓了一跳,差点忘了说“我也要去”这句四个字的台词。排练时从未有真打的情况,首场演出出现真打,秦怡缺少思想准备。幸好观众没有注意到她吓了一跳,那句台词她也说出来了,否则真会出洋相。由于在武汉剪去的长发没有长出来,秦怡仍是一头西装头短发,那天她演的角色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观众也没搞清楚。虽然如此,以后每当戏演到日本军官一巴掌打在舒绣文脸上,秦怡都担心会出戏,好在这样的事再没有发生过。第一次上舞台,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群众角色,秦怡发觉,演戏并非是想象中的那样轻松,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是演戏的基础,但又绝非是简单的舞台再现。一个初上舞台的演员能有这样的体会,是很有收获的。生活与艺术真真假假的关系,比较复杂,不经过多年的舞台实践,很难准确把握好。有些当了一辈子演员的人,也未必能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秦怡对自己第一次上舞台的表现还是很不满意。和秦怡的自我评价不同,导演和同事对她的表现大加赞赏。大家发现,这个面容姣好、沉稳娴静的年轻人,一心扑在艺术上,演戏严肃认真,肯勤学苦练,是个可造之材。于是,在《中国万岁》演出结束不久,秦怡又参加了电影《好丈夫》、《保家乡》、《东亚之光》和《日本间谍》的拍摄。《好丈夫》由史东山导演,他邀秦怡在影片中扮演一个中年农村妇女,是个有点戏的正式角色。角色的年龄、身份和经历与秦怡的年龄、身份和经历截然不同,秦怡硬是演下来了。《保家乡》由何非光导演,秦怡演一个群众角色。这部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歌颂军民英勇抗日的故事片,从片名到故事与一年前拍摄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和《热血忠魂》差别不大,后两部影片上映后获得很好的反响,厂方认为《保家乡》拍摄后同样会取得成功。理由有二,一是影片鼓舞抗日,喊出了民众的声音;二是影片有英茵和陈天国两位名演员担纲,对观众有号召力。能和英茵一起拍戏,秦怡很高兴。一进中国电影制片厂,秦怡就和英茵同住一间宿舍。刚开始,秦怡对英茵过度追求物质享受,早晨起来讲究喝咖啡、吃鸡蛋,白天穿着花花绿绿的旗袍,手戴金镯子、脚套金链子的生活方式很不入眼。时间一长,英茵善良豪爽的本性充分展现。英茵把秦怡当作小妹妹,处处给予热情帮助。对穷朋友,英茵慷慨解囊,一有钱就会拿出来为穷朋友解难。英茵人长得并不漂亮,演技却相当精湛,在当时的女演员中并不多见。能和英茵一起拍片,秦怡看作是向英茵学习的一次好机会。出人意外的是,《保家乡》拍完不久,英茵不辞而别,悄然从重庆飞抵香港,继而回到上海。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为此致函香港、上海各报:“英茵行动浪漫,已予开除。”一时间英茵成为桃色人物,报界竭力渲染她为情私奔。大约是为了洗刷泼在自己身上的污水,英茵对人说,她是应邀到上海拍电影的。在以后的两年里,她的确参加了《赛金花》、《世界儿女》等影片的拍摄。更出人意外的是,1942年1月20日下午,英茵在上海国际饭店708房间服毒自杀,留下的“遗书”说:“我身体多病,已成废人,留在世上,亦无用场,故需总休息……”英茵服毒自杀,是自艾霞、阮玲玉之后的又一电影明星自杀事件,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身体多病”,岂能自杀?英茵的死因一时成了谜。不过,多数人相信,英茵自杀是为了殉情。消息传到大后方,秦怡颇为伤感和惋惜,并一直想念英茵。多少年后,英茵自杀的不解之谜有了说法。原来,在拍完《保家乡》后,英茵从重庆回到上海,系负有特殊使命。她由国民党情报机构派往上海,以电影演员身份作掩护,出入交际场所,协助有关人员刺探敌情,打击日寇与汉奸。1942年1月,日寇侵占上海租界,英茵作为电影明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安全隐身,被迫选择为抗日自我捐躯。了解了英茵自杀的真相,秦怡更加敬佩与怀念这位昔日同住一室的好大姐。至于男主角陈天国,原是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的演员,拍过一些影片。秦怡看过他饰演男主角的几部影片,对他在当时电影圈子里的名气也有所闻。陈天国长得一表人材,颀长而魅梧的体形,轮廓分明的脸庞,颇有男子汉气派,他戏路很广,以硬派小生见长。在当时的重庆,堪称一流演员,崇拜和追求他的人不少。经人介绍,秦怡认识陈天国时,听说他正同一个女人同居,另外还有一个女性在追他,因此虽同在一个剧组,她对陈天国总是尽量避让。和秦怡相反,陈天国则想方设法找机会和秦怡接近,从此,一种感情的不幸降临到秦怡身上,使她陷入无尽的烦恼与痛苦之中。因为不懂电影,几部影片拍下来,秦怡发觉自己一点儿没有长进。她整天像个傀儡,导演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机械地表演喜怒哀乐。比如,导演让她悲哀,她就得皱紧眉头;导演让她害怕,她就得瞪大眼晴,少有个人发挥的余地,远不如演话剧有劲。文艺界是事非之地,尤其在那样的社会里,演戏难,做人更难。秦怡初涉此行,受人青睐,一部戏接一部戏上,虽说都是些不起眼的群众角色,但没戏可演与没戏可拍的大有人在,因此不免有人侧目相视,心存妒嫉,在背地里生出许多冷言冷语来。“光凭一张漂亮的脸蛋,不会演戏有什么用?”在种种的妄议之说中,这是最有杀伤力的一种。议论传到秦怡耳中,她断定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上台演话剧或拍电影是走错了路,逐渐丧失了创作欲望。实际上,这是在缺乏艺术理论、缺乏有力引导的情况下的不自信,也不知如何去努力,以致压力加重,就害怕地想退缩了。秦怡后来在回忆最初从艺的这段经历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第一次当演员,(我)以失败告终。”紧接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疯狂的爱,把秦怡推向了痛苦的深渊,使她暂时告别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