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传》第五章陪都求生

第五章陪都求生

“皇后号”在晚上靠上重庆朝天门码头，秦怡站在甲板上眺望，码头上一级级向上的石阶从江底直冲天边。秋季的10月，梦幻般的迷雾，一层层笼罩着山城，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雾霭中闪烁，给人一种新奇和富于想象的色彩，别有一番和上海不同的韵味。无论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遭受多少坎坷，初到重庆第一晚的感受，是那么美好，那么神奇，那么诱人，它始终凝聚在秦怡的心灵深处。来到山城，秦怡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在船上，骆亚琳就和她商量好，到了重庆住在女青年会宿舍，那是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性质的机构，入住的多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妇女，收费低廉，对她们比较合适。抗战爆发，各地纷纷沦陷，投奔重庆的人员与日俱增，女青年会人满为患，不容易入住。好在骆亚琳曾经到过重庆，在女青年会住过，认识里面的工作人员，所以一到重庆，她和秦怡很快就住了进去。近距离看重庆，陪都的形象并不像原先想象得那么美好。在秦怡的心目中，这块物阜民丰的乐土，应该是同仇敌忾的抗日圣地，可实际情形远非如此。作为蒋家王朝偏安的大本营，重庆成为党、政、军、警各首脑机关的所在地，麇集着一大帮官阶显赫的要员。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这些达官贵人依然锦衣鼎食，腐败成性。他们或醉心于争风吃醋，终日沉缅酒色；或营私舞弊，大发国难财；或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存入外国银行，准备远走高飞。总之，这批号称民族“精英”的败类们，全然忘记了前方浴血奋战的爱国将士，忘记了沦陷区横遭蹂躏的百姓，也忘记了流亡街头、衣食无着的大批难民。尽管如此，秦怡还是感到这里是自由和神圣的象征，至少没有做一个亡国奴所遭受的侮辱与压迫。她的心渐渐稳定下来，希望等生活问题解决后，在大后方做抗战工作。住在女青年会，食宿每月最少也要十六块钱。第一个月，靠22集团军发的工资，秦怡克服了入住的第一道难关，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月怎么办？看来，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找工作也很难。她连高中毕业证书都没拿到，凭着一股爱国热情来到重庆，没有任何特长，缺乏谋生的手段，找一个理想的工作不容易。从沦陷区逃到重庆来的人，每天有成千上万，为了生存，人人都要找工作，从而增加了谋生的难度。秦怡想当一名小学老师，她上过高中，给小学生上课绰绰有余。一位热心人帮助到一所小学活动，回音不佳，说学校已经开学，教师都已聘定，等下学期再说。一个学期三四个月，女青年会的食宿费月月要交，秦怡等不及。小学教师做不成，那就随便干点什么，能解决吃饭就行，秦怡为此天天看报纸招聘广告。困难时刻，女青年会同住的难友伸出了援助之手。住在女青年会的单身年轻妇女，数秦怡年龄最小，模样儿又讨人喜欢，加之新来乍到，平时少言寡语，神情抑郁，大家都把她当小妹妹看待，生活上对她也格外关照。和秦怡同住一个房间的李竹林，是李鸿章的孙女，她家境富裕，为人大方热情，为躲避不如意的婚姻住到女青年会。看到秦怡小小年纪为参加抗战而告别亲人，她十分同情，经常带些好吃的东西给秦怡。骆亚琳到重庆不久就去了成都，李竹林很快成为秦怡最信赖的人。李竹林在重庆音乐学院工作，认识教育部音乐司的人，秦怡为找工作四处奔走时，她经常介绍秦怡为音乐司刻试卷、习题、启事和通知之类的蜡版活，每月可以挣点钱糊口。秦怡在学校读书时刻过蜡版，字迹娟秀，刻得清楚，这活儿干得了。刻蜡版工价不高，刻一张蜡纸几分钱，能凭自己的劳动谋生，秦怡很高兴。她整天伏在窗下，佝偻着身子，不停地刻，辛辛苦苦一个月，挣了十二块钱，离交食宿费还差四块钱。好在女青年会带点慈善性质，差几块钱先挂在账上，依旧可以吃住下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一夜西风，山城骤然冷了。秦怡里面穿单衫，外面加一件夹旗袍，人冻得格格发抖。李竹林拿出自己的绒线衫给秦怡穿。身上暖和了，秦怡心里越发忧虑重重。刻蜡版时有时无，不是长远之计，今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到哪儿去找份理想的工作呢？“有一个机会，不知你愿不愿意去？”一天晚上，李竹林试探性地问秦怡。秦怡瞪大了眼睛，问道：“机会，什么机会？”“有人想送你去英国念书！”“到英国去念书？”秦怡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上大学继续深造，她倒是想过，问题是钱呢？至于到英国去留学，她连想都不敢想，谁肯为她花那么多钱？秦怡一脸狐疑。李竹林说出了真情：“教育部音乐司的一个人看到过你，他叫我问问你，愿意不愿意去。”李竹林这么一说，秦怡想起她和李竹林去教育部取刻蜡版的卷子，一个约三十来岁、长得挺神气的男子老是盯着她看，看得她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对有些人来说，能有人资助出国，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秦怡却没有动心。少女的本能使她怀疑对方的热情和动机。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凭什么肯花钱送她去英国留学？说穿了是看中了她的年青和美貌。秦怡从没想过拿这些作为条件，去换取自己生存状态的改变。她离开上海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做富人的太太。她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这样摆脱困境。秦怡婉言谢绝了李竹林的好意，不久，刻蜡版的事跟着吹了。生活虽然艰苦，精神却是愉快的。女青年会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有革命者、党派名人和政府公务员，也有教授、学者和新闻记者，还有从豪门家庭中逃出来反抗包办婚姻的小姐。人员杂居，每天都有些新闻，每天都可以交许多朋友。对秦怡来说，女青年会是她了解社会、认识人生的一个窗口，也是她学习、锻炼人际交往的一个舞台。在这里，秦怡认识了胡子婴女士。当时她与章乃器关系不好，带着两个孩子暂住女青年会。秦怡三天两头到胡子婴住的房间去，胡子婴夸她，小小年纪就自力更生，给了她很大鼓励。秦怡和一位从香港来的记者相处得也很好。那位记者是广东人，很有学问。秦怡和她聊天，话题涉及时事、政治、抗战和人生哲学。她喜欢谈这些问题，偶尔还会冒出一些新的见解。女青年会住着一位交际花，个子高瘦，人长得漂亮，旗袍外面披件披风，形象潇洒迷人。整个女青年会差不多只有她一个人化装，化的是浓妆，眼睛上画了蓝眼圈，嘴唇上涂了口红。过于出格的打扮，许多人都在背后议论她，不愿搭理她，一些教会的信徒甚至提出不许她再住在女青年会。由于年龄太小，秦怡不理解交际花的含义，觉得这个人并不讨厌，对她很感兴趣。女交际花知道别人对她有看法，所以一回到女青年会，她就在走廊的拐角处停下，拿出小镜子照照，擦掉蓝眼圈和口红。看到女交际花这么做，秦怡心中滋生出一丝同情。有时女交际花碰到秦怡，和秦怡打招呼，秦怡总是很和气地给予回应。一次次碰到困难，一次次得别人的帮助，不知不觉中秦怡养成了对人、对事讲宽容和同情弱者的美德，这一美德贯穿了她的一生。女青年会是一个特别容易接触外界的地方。一次看话剧，秦怡碰到了两位大导演史东山和应云卫，由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找到了她终身的工作。在以后的岁月中，应云卫成了秦怡生活和艺术上的领路人。在上海时，秦怡很少去看被称为“文明戏”的话剧，偶尔看一次，伯父知道了，会挨一顿痛骂。住在女青年会，秦怡看话剧的机会多了。一来当时为加强对电影界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强化审查制度，任意删改剧本，乱剪影片，直至下达停拍令，妄图捆住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手脚，剥夺他们宣传抗日的权利。在此情况下，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以中国万岁剧团和中国万岁合唱团的名义，创作演出了大量宣传抗日、借古喻今和抨击时弊的话剧。为了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挑选演员，他们经常到女青年会串门聊天，顺便邀请住在里面的人看他们的彩排或演出。二来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朱嘉蒂也住在女青年会，她不时拿来一些票子，叫秦怡去看演出。一天晚上吃完晚饭，秦怡跟朱嘉蒂去看中国万岁剧团的新戏《八百壮士》彩排。看完演出，走到场外，朱嘉蒂上卫生间，秦怡在剧场门厅边等候。场内走出两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见秦怡站在门厅前，不由自主地朝她看了看，然后从她面前走过，可没走多远，两人忽又转身朝她走来。“小姑娘，你在等人吧，在哪里工作？”两人中一位面容瘦削、梳着中分式西装头的男子开口问道。另一位双眼盯着秦怡上下打量。秦怡见两位中年男子儒雅有礼，不像是坏人，腼腆地说：“我刚到重庆，还没有工作。”“是不是在念书？”“也没有念书，刚到这里，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梳中分头的男子一听，乘机发出邀请：“那到我们这里来吧！”“你们是哪儿呢？”秦怡的脸涨得通红，她正为找工作发愁，现在有人肯提供机会，显得有点激动。“我们是演戏的，你来演话剧吧。”刚刚冒出的一丝希望，倾刻间破灭了：“当演员……我……做不来的。”秦怡连连摇头。她热爱艺术，学生时代上过台，但她从没想过要当演员。“不会可以学，你会学会的。”梳中分头的男子笑吟吟地鼓励着，和蔼的目光里透出友善的期待。秦怡依然推辞。眼看劝说无效，两位中年男子不再坚持，道别一声转身走了。秦怡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偶然的相会，决定了她今后的一生。“你认识他们？”从卫生间出来，朱嘉蒂看见应云卫和秦怡说话，指着两个远去的背影，惊讶地问秦怡。秦怡摇摇头，说是那两个中年男人主动和她说话，要她参加他们的演出。朱嘉蒂告诉秦怡，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和她说话的那个叫应云卫，能被他看中，参加他们的演出，很不容易。得知和自己说话的两个男人是应云卫和史东山，秦怡也大吃一惊。她虽然不是文艺圈中人，但应云卫和史东山的赫赫大名她还是知道的，特别是应云卫，她看到报上刊登电影《桃李劫》的上映广告，他的名字足足有乒乓球那么大。重庆这地方真奇怪，看到大明星和艺术家是这样容易。要是在上海，今天的奇遇，秦怡能和同学们谈上好几天。生活是现实的，刻蜡版的活没有了，为谋生，秦怡急于找到一份工作。救人之急，朱嘉蒂介绍秦怡和在女青年会俄语夜校上课的许珂认识，并托许珂帮忙介绍工作。许珂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装置，认识许多人，他认为凭秦怡的形象，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很好的演员。“我没有演戏的才能，不能当演员，而且国语也说得不好。”一听又要她当演员，秦怡忙不迭地往后退缩。“国语不好可以慢慢练，先做见习演员，演演群众角色。”听说大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看中秦怡，许珂尽力劝说，“那就先进合唱团唱唱歌，这总可以吧。”朋友们这样热情，秦怡不好再说什么了。不当演员，在合唱团唱唱歌，她自觉能够胜任。再说，古人不也有滥竽充数一说嘛。有了秦怡的默许，许珂立即积极奔走。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从武汉迁到重庆不久，正在招兵买马，很需要演员。厂长郑用之听许珂介绍秦怡形象秀丽动人，应云卫和史东山也从旁怂恿，说姑娘气质不错，逐同意收下秦怡。几天后，许珂通知秦怡，中国电影制片厂同意录用她，要她填一张表。他特意补充说，应云卫和史东山先生欢迎她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填表是个形式，无非是履行一下手续。表一交，秦怡就算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人了。实习期三个月，每月津贴30元，实习期满转为正式演员，每月工资近百元。时值抗战之际，所谓实习期，不过是说说而已，实习期不适应也不会退人，而要转正必须三个月实习期满才行。1938年11月底，从武汉到重庆两个月不到，秦怡有了一份正式工作，从此她不必为怎样维持生活而担忧了。四个月前离家出走，秦怡为了不当亡国奴，想到前线当一名战地护士，不料误投第22集团军，被人当作花瓶；冒险从22集团军逃出，辗转来到陪都重庆，目的还是为了不当亡国奴，在大后方做抗战工作，结果阴差阳错，当了一名演员。一切是那么偶然，但偶然之中有必然的因素。四十八年后的1986年8月，在《我的艺术生涯》一文中谈到当演员时，秦怡写了如下的一段话：我的表面平静而内在好动的性格，和我对生活的向往与热爱，使我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尽管像走钢丝一样，随时有坠落的危险，甚至有时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挽救我，但生活本身却挽救了我，教育了我。我的模模糊糊的脑袋里有时也会有一种准则，一种跟什么人走的准则，一种善与恶、好与坏的准则……我抗战心切，时刻盼望着胜利的消息。我只知道我将永远站在平民百姓、弱者的一边，我同情他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时，将由我自己决定一切。当我看到那些描写抗战的话剧后，我对那些搞话剧事业的人，产生一种尊敬和信任。我的许多虽然还杂乱，但又起着支配作用的思想，推动着自己作出了抉择——当一名演员。读着这一段出自肺腑的文字，人们发现，直接的动因虽是生活所迫，但秦怡最终同意当一名演员，是和参加抗战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秦怡原名叫秦德和，正式成为中国电影剧片厂的演员后，许珂认为这名字太拗口，最好改一改。“德和，德和，多难听！而且你知道德和这个音在北京话里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完蛋的意思。非改不可。” “你帮我改一个吧，随便叫什么都行，哪怕阿猫阿狗也行。谢谢你了。”生活有了保障，秦怡兴奋异常。她不知道一个叫得响的名字对演员有多么重要，她也知道自己的名字在姐妹中是最难听的，但上海话中的“德和”绝没有北京话中“完蛋”的意思，所以她用上海话的表达方式，请许珂帮她随便改个“阿猫阿狗”的名字。许珂很认真，职业的习惯使他懂得，演员的名字念起来要顺口，叫起来要响亮。他动了一番脑筋，又查了字典，根据秦怡外表文静、形象靓丽的特点，取了一个单名“怡”，和姓合起来叫“秦怡”，既美好，又响亮。“太好了，谢谢你，许珂！”新名字好听，好记，挺合适，秦怡十分满意。名字改了，秦德和变成了秦怡。许珂没有想到，没过多久，在重庆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中，以及在日后的著名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行列中，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