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传》第四章冲出沦陷区

第四章冲出沦陷区

1938年的8月，天气格外地闷热，热得人心神不定，烦躁不安。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不愿当日本鬼子顺民的人们，心中郁积的愤怒之火，无时不在寻找机会喷吐而出。秦怡决心到前线去抗日，可哪里是前线，如何穿过沦陷区，怎样去找抗战部队，一切全都茫茫然。天无绝人之路。正当秦怡为不知怎么上前线而烦恼时，小朱找到秦怡，说她也想上前线，想和秦怡一起走。“真的，那太好了！”秦怡喜出望外。小朱比秦怡大两岁，是服装店老板的女儿，家里很有钱，生活过得比秦怡舒服。服装店老板太爱自己的女儿，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不给小朱一点自由。十八岁的大姑娘不满意了，决心插翅高飞，去闯自己的天下。小朱提议去武汉，她从报纸上看到，日军在进攻武汉，武汉保卫战已经打响。毫无疑问，武汉肯定是抗战前线。到了武汉，再到战地第一线当护士。小朱提出去武汉，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她朋友的一个亲戚在武汉，来头挺大，她请这位朋友写了封介绍信，通过他的亲戚去找抗日工作，一准有把握。“你猜他的亲戚是谁？沙千里！”小朱从皮包里拿出介绍信，在秦怡面前扬了扬，神气地说。“沙千里！”秦怡几乎叫出声来。秦怡知道，沙千里是全国各界抗敌救国会的领袖，大名鼎鼎的七君子之一，为呼吁抗日，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了十个月，直到抗战前夕才被释放。在中华职业学校读书时，秦怡为营救七君子参加过请愿游行，挨过国民党军警水枪的喷射。有了给沙千里的介绍信，秦怡心里踏实了。为抗日的事找沙千里，他一定会帮忙的。秦怡决定和小朱一起奔赴武汉。这时，从上海到内地的交通已全部中断，如果要到武汉，必须绕道香港、广州，一路只能乘船，船票非常难买，必须整天整夜去码头排队。要离家出走，秦怡和小朱都瞒着家里，白天和晚上排队去买船票，家里人一旦发现，肯定走不了。怎样才能弄到船票？一时成了大问题。一天，秦怡到一个姓陆的女同学家去玩，她家里住了一批上海交大航空机械班的同学，因为经常见面，秦怡和他们已经很熟了。闲聊中，大学生们说毕业了，被分到成都华西坝机场，马上要去报到。秦怡听了很羡慕，顺口说了自己和小朱想到武汉前线参加抗战的事。听说两位高中还未毕业的姑娘要上前线，大学生们非常钦佩。从上海到成都，同样要乘船绕道香港、广州和武汉，再由武汉乘船到重庆，转陆路到成都。有人提议，干脆大家一起走，一路上好互相照顾。秦怡立即表示同意，大学生们一口答应帮助代买船票。船票有了着落，秦怡和小朱分别在家里做准备，等船票一到手就动身上路。秦怡在家里静静地等待，吃饭、看书、睡觉，每天像没事人一样，不露一点破绽。她悄悄准备了一只拉链包，放两套换洗内衣、两件旗袍，外加几块钱，因为都是单衣，包看上去很小，放在枕头下不引人注意。秦怡想把离家的事告诉大姐，大姐最关心她，过去有什么事她总是先和大姐商量，征求大姐的意见，大姐说什么她都会听的。这件事，秦怡想来想去还是没敢对大姐说，怕说了走不成。出发的日期到了，临走前的那一夜，秦怡第一次在似睡非睡、似梦非梦中度过。凌晨四点，秦怡悄悄起床，梳洗完毕，默默地向父亲、母亲和大姐告别。他们都还在梦中。父亲是那么慈祥，母亲是那么美丽，大姐是那么亲切，等他们醒来时，她已经不在了。如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夏日的清晨，天已大亮，马路上车辆和行人不多。秦怡提着拉链包来到十六铺码头，码头上人山人海。日军入侵，战火纷飞，去内地仅剩此唯一通道。根据事先的约定，秦怡在码头入口处等小朱，碰头后两人一起上船，在船上和交大同学会合。小朱远远地来了，手里提着一只大皮箱，看上去很重，累得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箱子里装些什么?这么重。”秦怡微微皱着眉头问。“是衣服、皮鞋和日用品……”小朱叽哩咕噜说了许多。“这么多东西，箱子又这么大，万一你爸爸、妈妈发现了，怎么办？”“昨天晚上我就出来了，睡在亲戚家里，他们不会发现的。”秦怡一听觉得有点不妙。小朱一夜没回家，服装店老板要是察觉了，一准会露馅。快点上船吧。正在此时，身后有人喊小朱的名字，两人回头一看，秦怡意料中的事发生了，后面追来一男二女三个人，男的是小朱的爸爸，两个女的是小朱的嫂嫂和姐姐。小朱知道自己走不了，站在原地不动。服装店老板赶上前来大声怒吼：“你想去找死啊，要死死在家里，别出去丢人现眼，快给我回去！”小朱的姐姐和嫂嫂叫来出租车，把小朱连人带皮箱塞进车内，出租车载着三个女人一溜烟开走了。留下小朱爸爸对付秦怡。“你拐骗我女儿。”服装店老板怒气冲天，蛮横无理地诬陷秦怡。秦怡大声申辩：“你瞎说，是她自己要走的。”大清早，一个男人和一个姑娘吵架，看热闹的人很快围成了一圈。秦怡嘴不饶人，服装店老板越发暴跳如雷，硬拉着秦怡到巡捕房评理。离开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被拉到巡捕房的秦怡担心走不了，费了几个月时间策划的行动眼看要付诸东流，想想颇觉伤心，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巡捕房值班的警官是个中国人，年纪不大，虎着脸，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他用职业眼光打量秦怡和服装店老板。秦怡穿一件蓝竹布旗袍，脚上是白袜子与黑布鞋，一副学生打扮，十分朴素，稚气的脸涨得通红，他先对秦怡有了几分好感。接下来是例行公事式的询问。服装店老板告秦怡拐骗他的女儿，秦怡说他女儿是自愿上前线参加抗战的。警官询问秦怡和小朱的岁数，得知一个是十六，一个是十八，十六岁拐骗十八岁的，不合常情。警官当即判决：服装店老板的诬告不能成立。服装店老板听了哑口无言，一转身溜了。听了警官的判决，秦怡没有高兴，仍沮丧地站在原地不动。“小姐，你现在可以走了。”警官诧异地看着秦怡，轻声提醒说。“来不及了，八点钟船要开的。”秦怡哽咽着。警官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差十几分钟就到八点了，时间确实有点紧，忙安慰秦怡：“不要急，我派车送你！”警官马上调来一辆小汽车，把秦怡送到码头。离开船的时间只差几分钟，日本“皇后号”游船的船员正在做启航前的准备。秦怡急忙踏过跳板，刚跨上船仓甲板，船就缓缓启动了。站在船舷旁等候的交大同学看到秦怡上了船，跑过来问长问短。秦怡说了事情的经过，交大同学笑着向她表示祝贺。“啊哟，”甲板上欢乐的气氛刚刚开头，秦怡突然一声大叫，涨红的脸一阵阵发白。原来，秦怡想起给沙千里的信在小朱手里，小朱被她父亲堵了回去，没有了这封信，她到武汉找谁去？“广州、汉口，你没有亲戚吗？”交大的同学们问道。秦怡想到了大哥，抗战一爆发大哥先离开了家，听父亲说，他好像在武汉一带。只是大哥从小就吊儿郎当，不像大姐那样关心她，到了武汉真找到大哥又能怎样呢！ 见秦怡一声不响，交大的同学好言安慰说，他们会帮助她的。一声汽笛长鸣，“皇后号”驶离码头。第一次坐这样的大海轮，新鲜与好奇驱散了秦怡心中的愁云，站在“皇后号”甲板的栏杆旁，望着倒退的江景和码头上送行的人群，对故乡的留恋之情慢慢涌上心头。秦怡多么希望在送行的人群中能见到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父母，见到关怀抚爱自己的大姐，但她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她什么也没对他们说。“再见了，上海；再见了，亲人们。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秦怡自言自语，两颊挂满了晶莹的泪珠。按照预定的航程，“皇后号”过香港，到广州，一路上靠交大同学帮忙，好歹把日子打发过去了。再几经辗转，船行到武汉，交大同学忙着赶往成都报到，秦怡住进一位湖北藉交大同学家里，忙着寻找大哥。总算苍天有眼，分外开恩，无意中秦怡在大街上遇到了大哥的一位朋友，从他那儿知道了大哥在黄陂的地址。秦怡喜极而泣，连夜赶到黄陂投奔大哥。找到了大哥，秦怡满以为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至少可以安安稳稳吃上几天饱饭，然后再去找工作。然而，秦怡万万没有想到，大哥在一个所谓抗战的学兵大队混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境况并不比她好多少。当天，大哥为秦怡找了个临时栖身之处，接着一连两天不见踪影。初到黄陂，人地生疏，从上海带出来的几元钱，在来武汉的路上早用完了，身上再无分文，秦怡猫在临时住处不敢挪动，整整饿了两天。第三天大哥不知从哪儿买来一堆冷馒头，她一口气吃了六七个，撑坏了胃，从此落下病根。第四天，学兵大队开赴武汉，秦怡跟着回到武汉。在黄陂几天的遭遇和学兵大队乱七八糟的情景，秦怡觉得不能再依靠大哥了，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所以一到武汉她就离开大哥，自找住处，每天翻阅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寻找谋生之路。兵荒马乱的年代，招人的工商企业少之又少。忽然有一天，一则招聘广告让秦怡眼睛一亮，驻守武汉战区的第22集团军招聘三名文书，凡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女性，有高中文化程度，立志抗日者，可到太平洋饭店11楼报名应聘。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为抗日而参军，是她离家出走的动因。年龄在三十岁以下，高中文化程度，且限于女性，所有条件她样样合格。略一思考，秦怡飞也似地向大街上奔去。尽管这次报名应聘只是秦怡日后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它却使秦怡历尽艰险，尝到了生活的艰难，同时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秦怡赶到太平洋饭店11楼，汇聚而来的应聘者三百多人排成了一字长队。招聘三人，报名者三百，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22集团军规定，凡报名应聘者要参加统一考试。看到这么多竞争者，有些还是大学生，秦怡心里直打鼓，担心自己考不取。但生活已逼得她无路可走，容不得她犹豫多想，她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迎难而上。考试的题目不难，每人写一篇自传。拿到试卷，秦怡有了一份自信。她从小喜欢文学，读过不少中外名人传记，在彭老师的重点培养下，写作能力名列班级前茅，写份自传不在话下。秦怡埋头写着，一位主考的年轻军官总在她身边转悠，弄得她心慌意乱，竭力想镇静自己。最后，秦怡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考完的，也不知道写了一些什么，等到把厚厚的一叠纸交上去，才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考上。为了生活，从考场出来回到临时住处，秦怡继续翻阅当天报纸刊登的招聘广告，寻找新的机遇。出乎意料的是，三天后秦怡收到了22集团军的录取通知书。报到那天，秦怡发现另外两个被录取的女文书也是上海人。一个叫骆亚琳，沪江大学毕业生，圆圆的脸，大眼睛，剪了个齐耳短发的西装头，人很漂亮。另一个叫钟湘，上海音专毕业，比骆亚琳小两岁，短头发，戴一副近视眼镜。两人的年龄都比她大，社会阅历、资历和学历也比她深。后来的种种遭遇，秦怡庆幸有两位大姐做伴，也庆幸在两位大姐的带领下，在踏入纷繁复杂的社会时没有陷入泥坑。报到当天就发军装。10月的武汉，天气照样闷热，三位上海姑娘全然不顾，她们带上军帽，穿上军装，绑紧裹腿，套上草鞋，在房间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走去。秦怡留着一头漂亮卷曲的长发，穿上军装后长发披于脑后，越看越不像个军人。她把长发束成一团塞进军帽，脑后隆起一个包，也不好看。再看骆亚琳和钟湘，西装头戴上军帽，十分精神。是的，哪有留长发的女战士！一个紧急集合令，长头发来不及梳；同敌人搏斗，长头发妨碍战斗。想到这儿，秦怡找到一家小理发店，把一头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一下子连走路都觉得神气起来，像个开赴前线打鬼子的女战士。作为军部文书，骆亚琳、钟湘和秦怡被授予上尉军衔，拿少校的工资，每月120块钱。她们真心诚意参加抗战，一心只想上前线打鬼子，从没想一个月能拿这么多钱！她们有些不解：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当然，每月有120元的工资，怎么说都是件好事。在那个年月，每月有这样一笔钱，生活可以过得相当不错。第二天，全军开赴襄阳。军长、参谋长等高级军官坐军用小汽车，其余军官和士兵一起搭乘大卡车，每辆卡车人都站得满满的。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超载的卡车左摇右摆，车上的人摇来晃去，像要翻下去似的。尽管如此，秦怡和两位大姐还是兴奋异常，总算可以上前线了。告别亲人，离开上海，为的就是打鬼子！然而，卡车开了一天就抛锚了，当晚就地宿营。第二天一早，领队的长官发出命令：卡车无法修复，部队步行到襄阳。步行就步行，当兵行军，天经地义。三位女文书也和士兵一样，背着背包，迈开双脚在田野中穿行。谁知没走上一天，又传令安营扎寨，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好几天，如生了根一般拔不动了。如此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总也到不了前线。说是军部文书，秦怡和骆亚琳、钟湘其实没多少事情可做，每天抄抄通知，开会时做做记录。秦怡感到不解的是：凡碰到军部开会，秘书长为什么总叫她做记录？秦怡听不懂军长的四川话，也不懂会议讨论的军事问题，一场会开下来，记录仅一二百个字，最后军长把记录拿去，补上一大段后再还给秦怡。秘书长的过分热情，更让秦怡十分尴尬。有事无事，他会到三位女文书住的宿舍走动，名为关心生活，实是想单独和秦怡接触说话。他把自己写的诗塞给秦怡，要秦怡帮助修改。这举动有点吓人，一个是军部秘书长，一个是小兵，小兵怎能帮秘书长改诗？再说，她也不懂诗。朦朦胧胧中秦怡有点醒悟，秘书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十六岁的秦怡从没想过男女之间的事，但因为长得出众，从小就受到男性的特别关注，所以对来自异性的刻意讨好不缺少敏感。行军虽然辛苦，倒还像个军队，而一旦驻扎下来，许多问题便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部队快到襄阳，在一座古庙里宿营。庙很大，穿过大殿，后面还有后殿，全都尘封土积，蛛网拖挂，显得阴森可怖。士兵们住在前后大殿，秦怡和骆亚琳、钟湘住在两殿中间的小房间内。她们猜测，这里原来可能是和尚打坐念经的地方。整日无事，士兵们懒懒散散，睡大觉的睡大觉，打扑克的打扑克，情绪极其低落。秦怡和骆亚琳闲得发慌，到大殿上教士兵们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鼓动士兵们的抗战激情。一时不能上前线，这也算是为抗战做点工作。和士兵们慢慢混熟了，三位女文书才知道，22集团军是一个以川军为主的杂牌军，上面常常欠军饷，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生病了没药治，当官的却两日一小饮，三日一大宴。而且，每逢宴请，她们经常被邀请参加。眼见当官的喝大碗酒，吃大块肉，菜肴丰富，当兵的却喝碎米粥，菜皮汤，半饥不饱，怀疑与不满在女文书们心中一点点滋生：这算是哪家的军队？哪一天才能开到前线？ 一天傍晚，军部又传来命令，要三位女文书到军部去。军令不可违，三人匆忙赶到军部，大厅里已经摆上大圆桌，一碗碗鸡鸭鱼肉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围桌而坐的全是军官。女文书们来了，军官们一个个伸长脖子，眼中射出邪恶的目光，盯着女文书们看，恨不得一口把她们吃了。秦怡、骆亚琳和钟湘三人间隔坐在军官们中间，一脸茫然。酒过三巡，各种各样不堪入耳的调笑随之而来，三人听得面红耳赤，却不敢声张。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在心里膨胀着。“这不是把我们当花瓶吗？”好不容易挨到酒宴结束，一回到住处，骆亚琳压抑着的火气首先爆发。骆亚琳一语点中要害，秦怡猛然明白过来，22集团军所以要招女文书，目的是为了调剂军官们单调的生活，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人格的侮辱。“前方在流血打仗，这儿是花天酒地，再待下去简直是犯罪。”秦怡气愤地说。钟湘也主张赶快离开。骆亚琳到底年长些，大学毕业后做过工作，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遇事想得比较远。她对秦怡和钟湘说：“再待下去固然不好，但如果逃走，万一被抓回来是要被当作逃兵处决的，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三人秘密策划逃跑的方法，决定事先做好准备，等领到工资，由骆亚琳和秦怡先逃，钟湘留下来打掩护，发现无事之后她再设法逃走。没过多久，一切准备就绪。骆亚琳察看好逃跑路线，在大庙外河边雇了一只小船隐蔽等候。半夜三点，秦怡和骆亚琳拎着小包，装着上厕所，从后面的矮墙翻出大庙，直奔河边，跳上停在那儿的小舢板，偷渡到了樊城。幸好是半夜三更，四周一片沉寂，没被人发现。到了樊城，两人找了一家小客店落脚，脱下军装，换上旗袍，天一亮就跳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一路顺风回到武汉，秦怡拍手额庆，总算逃出陷井，获得了自由之身。岂料，当她和骆亚琳找了一家小客栈刚住下，两个宪兵已出现在她们面前。原来，天一亮22集团军发现秦怡和骆亚琳逃跑了，一个电话打到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说是逃走了两个女文书。办事处派宪兵四处搜寻，在小客栈找到了她们，看模样像是逃走的女文书。容不得两人辩解，秦怡和骆亚琳被带到了办事处。接下来是审问，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毕竟太年轻了，两三个问题一问，两人就露出马脚，果然是两个逃兵。这时，秦怡反不再战战兢兢，逃兵就逃兵，这不是她们的错，她们是被逼而逃。秦怡等待审问者做出宣判，无非是个死！只是她刚离家出走，一心想到抗战前线，没想到连日本鬼子的影子都没看到，自己反先倒下，太冤了！突然，隔壁房间电话铃声大作，一个军官接听完电话回来，神色大变，挥挥手，放秦怡和骆亚琳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无疑于是死里逃生。离开22集团军办事处，秦怡和骆亚琳很快知道，10月21日广州失守，日军排山倒海般的向武汉压来，武汉失守在即，各路国民党军队忙于撤退逃命，哪还有心思管什么逃兵！“看来，武汉马上就要沦陷，我们赶快走，否则又要做亡国奴了。”回到小客栈，骆亚琳对秦怡说。秦怡也同意马上就走，路只有一条，乘船逃向大后方的重庆。一个漆黑的深夜，武汉船码头一片忙乱，秦怡和骆亚琳挤在逃难的人群中间。去重庆的轮船停在江中心，正式买票的人早已上船，剩下全是偷渡的人，用高价由码头边的小舢板送到江中心的大船旁，然后再登船。小舢板和船上的人串通一气，彼此联手，发点国难财。骆亚琳事先做了打探，两人用22集团军刚发的工资打通关系，顺利上了船，二次跳出虎口。万里长江，浪涛滚滚，一个跟着一个拍打着船舷。坐在四等舱拥挤的铺位上，秦怡思绪万千。历经两次逃离沦陷区的惊险，她成熟了许多。上前线打鬼子的理想破灭了，她十分懊丧。现实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壮烈，如今她一个弱女子孤身前往大后方，等待她的又是什么？今后将怎样生活呢？江涛声声，前路漫漫，秦怡感到无限渺茫和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