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传》第二章童年的反叛

第二章童年的反叛10岁(1932年)

秦怡六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向父亲吵着要上学，而且一定要上洋学堂。女孩子上洋学堂在那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哥和大姐上的都是洋学堂。秦粟臣手中不宽裕，本想等儿子和大女儿有了工作再让小女儿上学，但拗不过秦怡天天吵，大女儿又帮着说情，也就同意了。其实，秦怡四五岁时已开始启蒙，大伯是她的第一个老师。身为前清举人，大伯在家中自办私塾，讲授《四书》、《五经》，学生为秦姓亲朋的子弟，专收男孩，女孩只限本家三房的姑娘，算是破格照顾。四五岁的孩子整天坐在那儿摇头晃脑地念之乎者也，不堪其苦，背诵不出还要挨板子，打手心，就更视如畏途了。正因为如此，一到上学的年龄，秦怡坚决要求上洋学堂。秦粟臣在洋学堂为秦怡报了名，女儿高兴了，不料却惹怒了当家的长兄。“要你还债，你一天到晚哭穷；家里有书不读，要给女儿去上洋学堂！”长兄严厉训斥弟弟说，“既然你有钱，就先把欠债还了吧。”大哥强烈不满，秦粟臣找妻子瞿素月商量，想让秦怡推迟几年再上学。瞿素月一听火冒三丈：“我们让孩子念书，管他什么事，欠他几个臭钱，借了还给他！”妻子这么一说，秦粟臣也觉得秦怡读书的事不能耽误，否则会害她一辈子。第二天，他到处奔走，想方设法借来一笔钱，堵住了长兄的嘴。秦怡终于背起书包，跟大姐一起去上学了。从此，她像一只展开翅膀的小鸟，在广阔的蓝天中自由快乐地飞翔。秦怡先后上了上海女子文学专门学校小学部、城东女子中学附小、龙门师范小学和上海中学试验小学四所小学。这些学校在当时都各有特色，它们为秦怡选择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比如上海女子文学专门学校小学部，是一所十年一贯制的学校，学生除了学习国文、算术、图画、音乐等课程，还能受到深刻的反封建教育。再比如城东女子中学附小，是当时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学校的正副校长是上海闻名的杨氏姐妹，她们到西方留过学，思想新派开放，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也是学生们仿效的楷模。而龙门师范小学，则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教员中许多人参加过上海“五卅”运动，他们经常在课堂上讲顾正红、林祥谦的事迹，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秦怡之所以会上四所小学，目的是为了跳级。她天性聪慧，学习用功，每学期都是智育、体育与德育“三育俱优”，为她从低一年级的上学期跳到高一年级的下学期创造了条件。当时，只要通过一定考试，任何年级的学生都可以跳向高一年级，这就为优秀学生缩短学习周期提供了方便。小学六年，秦怡只用了别人一半多一点的时间。有一件小事很能证明秦怡儿时的才情，同时也能证明在她性格内向、表面平静之下的内心世界异常活跃。七岁那年，秦怡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有两盆花，一盆花枝繁叶茂，另一盆花枯萎欲死。长得茂盛的那盆花旁边，站着一个浇水的男孩。画没有题名。秦怡把画拿给大姐看，大姐问画的意思是什么。秦怡说：“你看，没人浇水的那盆花死了，有人浇水的那盆花没有死，所以我们要有吃有喝有学习才能长得好。”第二天，秦怡又把画拿给她崇拜的堂哥看。堂哥看了画说：“可以向报馆投稿。”听了堂哥的建议，秦怡很高兴，把画寄给了一家报馆，署名时特别说明她是一个小学生。没几天，画登出来了，还收到一块钱稿费。秦怡把钱给了母亲。刚进洋学堂，没有了私塾的压抑，没有了老古董的指责，秦怡感觉进入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新天地，可没多久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洋学堂的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像秦怡这样出生于衰败的封建大家庭中的孩子，属绝无仅有，贫富差距非常明显。最相形见绌的是穿着。同班的女同学们夏有绸裙，冬有大衣，惟有秦怡一年四季穿的全是旗袍，夏天是阴丹士林布的单旗袍，春秋天是夹旗袍，冬天是棉旗袍，而且是大姐二姐穿过的。有些同学因此瞧不起秦怡，课余时离她远远的。强烈的自尊使秦怡与视她不平等的同学很少往来——上课了，她聚精会神，认真听讲；下课了，她独自到操场上翻杠子，爬竹竿，跳平台。这是男同学爱玩的，女同学很少有人问津。久而久之，反磨练了秦怡刻苦努力、不畏艰难的顽强意志。在洋学堂，秦怡心灵上最早觉醒的是反封建意识。身在一个没落的大家庭，秦怡感受最深的是不合理的封建家规和大伯的专横与霸道，她用一个孩子特有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反抗与示威。伯父规定，秦家的女孩子不准赤脚，不准看戏，不准晚归。秦怡带着妹妹秦文偏光着脚在伯父面前跑来跑去，伯父骂了几次不见效果，也就不骂了。这一胜利使秦怡更加胆大妄为。秦怡的堂哥是个优秀青年，他博览群书，很有学问，乐于接受新思想，但行动上却不敢违抗父亲的淫威。一次，堂哥晚上有事回家迟了，伯父罚他跪下。秦怡知道了，跑到堂兄身边煽动他“站起来，站起来”。大概是跪得太久了，堂兄欠身准备站起，大伯立即上前?了堂兄两巴掌，并破口大骂。秦怡见状，气得与大伯对骂。不满的情绪在不断蓄积。一天，秦怡看文明剧团的演出，回到家已经天黑。大伯认为，女孩子出门看戏，又回家晚了，属触犯家规，狠狠地训斥了秦怡一顿。秦怡十分气愤，决心报复。她找妹妹一起商量，想出了一条出气解恨的办法。当天半夜，姐妹俩偷偷溜到伯父卧房门前，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着五个大字：“杀去你的头”，后面加了一个重重的“！”号。

第二天一早，大伯看见纸条，明知道是秦怡干的，又抓不住把柄，无法往深里追究。然而，秦怡的每一次示威与反抗，倒霉的总是父亲秦粟臣。“孩子不懂规矩，是你们做父母溺爱的结果，再不严格管教，总有一天会败坏秦家名声。”一发生冲突，大哥就教训二弟。碰到这种情况，秦粟臣嘴上唯唯是诺，不表示任何反对，内心对女儿是支持的，因为女儿无可非议。秦粟臣虽然性格懦弱，心地善良，表面看来软弱可欺，内在的反抗精神其实并未泯灭。为了调节精神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他带秦怡一起去听音乐、看电影，借机探视高墙外面的精彩世界。星期天上午，走进大光明电影院听星期音乐会，秦怡大开眼界。富丽堂皇的影院，那么多人穿着礼服，坐在台上，闪烁的灯光照耀着演奏的男男女女和锃光铮亮的乐器，看着令人陶醉神往。听音乐会不许说话，父亲会塞一根像雪茄烟似的糖给秦怡，意思是想说话的时候就吃糖。秦怡那时还不懂音乐，但是优美的旋律与舞台上的一切，似乎有一股不可思议的魔力吸引着她，她听得如醉如痴，不想也不可能说话。看电影是另一种不同的享受。刚开始看的是外国电影，精彩的故事，异域的风光，展现的是另一种生活。看得多了，秦怡能背出英俊的男明星瓦伦蒂诺、考尔门、弗立德·马区和漂亮的女明星瑙玛·希拉、珍妮·盖诺和嘉宝等一大串演员的名字。后来看得多是中国电影。这时，秦怡已不满足跟父亲一起进电影院了，她用省下来的零用钱自己买票看电影。胡蝶和郑小秋演的《姊妹花》、《啼笑姻缘》，情节曲折，凄婉绝伦，赢得了秦怡不少眼泪。光看电影不过瘾，秦怡想看胡蝶本人。一次，听说这位大明星要到南市的一个地方剪彩，秦怡喜出望外，兴冲冲跑去，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她人小力气小，被挤来挤去，结果什么也没看见，扫兴而归。再后来看了阮玲玉和金焰主演的《野草闲花》、《香雪海》、《恋爱与义务》，秦怡又崇拜起阮玲玉。阮玲玉演技自然深沉，没有其他一些女明星娇柔做作的样子，看了舒服。秦怡梦想有一天能看到阮玲玉，和阮玲玉说几句话。可惜不久阮玲玉因不堪舆论的诽谤自杀了。和父亲相比，大姐秦德贞给予秦怡的关心和影响更直接也更大。大姐比秦怡大十岁，是秦怡上学的支持者。学校开家长会，也是大姐代表父母去参加。高中毕业后，大姐在一家银行做出纳，年纪轻轻就和父亲共同挣钱供养全家人。大姐思想进步，是反封建的斗士。在秦氏家族中，她第一个举起自由恋爱的旗帜，任凭伯父怎么阻挠，丝毫不肯屈服，终于取得胜利，让深宅大院走进了自由追求者的脚步。那位追求者后来踏上一条错误的人生之路，沉重的打击令大姐悲痛欲绝，并郁郁致病，年纪轻轻就告别了人世。“小孩子应该多参加点社会活动，见见世面，丰富点知识。”大姐经常开导秦怡说。秦怡有点顾虑：“参加社会活动回来晚了，妈妈要说的。”做母亲的对女孩子要比男孩子多一份关心。“妈妈那儿，我会帮你说话的。”在大姐的支持下，秦怡参加了南市少年宣讲团的活动。少年宣讲团是少年的进步组织，形式类似于现在的少年宫，里面有文娱体育活动，有演讲比赛，还有各种辅导报告。“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全国同胞同仇敌忾，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此情况下，少年宣讲团请爱国人士宣讲抗日道理。有一次听东北流亡学生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孩子们个个怒发冲冠，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秦怡哭得两眼红红的，像是两团火，半张着嘴的牙齿闪着白光，那样子像一口要咬死日本鬼子。少年宣讲团为孩子们打开了艺术之门。在那儿，秦怡看了《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等独幕剧和芭蕾舞。芭蕾舞的瑰丽、神奇和优美，让秦怡大为惊讶，回家做了许多梦。梦中的她芭蕾舞跳得棒极了，能飞起来，可是梦一醒来又什么都不会了。同样在少年宣讲团，秦怡第一次看到了复旦剧社演出的话剧《雷雨》，凤子演四凤。秦怡绝对没有想到，多少年后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她会成为四大名旦之一。与此同时，大姐又把自己看过的书推荐给秦怡看。这些书大都是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书中到底讲了些什么，秦怡半知半解，朦朦胧胧中意会到些什么。听音乐，看电影，听宣讲，看名著，秦怡原本狭隘单调的生活变得日益丰富起来，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灵魂深处的波澜，拨动了秦怡幼稚的心灵，在她心中占有重要的位子，同时产生一种模模糊糊的追求和理想。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小学要毕业了，这时秦怡迷上了读书。每天放学回家捧一本书在手，她百事不管，废寝忘食，看到半夜都不肯熄灯。从中国作家鲁迅、巴金、矛盾、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到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谢德林、高尔基，以及罗曼·罗兰、歌德、莎士比亚，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秦怡如饥似渴，一本接着一本读。书本在秦怡面前展现的是另一种生活，古今中外的世界是那么的复杂而深邃。秦怡感觉自己心灵的窗户被打开了，增长了许多知识，锻炼了思维能力，小小的脑海里产生了一种欣赏和判断能力，懂得了善与恶、爱与恨，许多同学讲不出的道理她能讲得出。看书的痴迷，使秦怡在课堂上看起了课外书。她不是故意违反课堂纪律，而是事出有因。课堂上看课外书，歪打正着，秦怡因此得到了一位好老师的培养和指点。小学毕业后，秦怡进了中华职业中学。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不能正常上班，工资收入减少。有时病休在家，洋行一分钱工资不发。靠大姐一个人的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每到新学期开学，家里只能先付学杂费，书费暂时不付。书费不付领不到课本，秦怡和妹妹在开学头几天总是干坐着。没有课本坐着听老师讲，等于白白浪费时间，不如乘机看课外书，多少还有点收获。秦怡也知道，上课看闲书违反课堂纪律，老师一旦发现会被叫起来罚站。咳，不管它了。秦怡做好了挨罚的准备。于是，在没有课本的日子里，秦怡把闲书放在课桌半开的抽屉里看。老师边讲课边在课桌间的通道中走来走去。老师走过来了，她就把抽屉推进去，装作一本正经听讲的样子；老师走过去了，她又把抽屉半拉出来，低头看书。上课看课外书，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秦怡多少有些提心吊胆，万一真的被老师发现，揪出来示众，怎么说都是件不光彩的事。幸运的是，几天过去了，老师一直没有发现。有一回终于事发了。那节课是语文课，老师姓彭。秦怡这天看的书没有曲折生动的故事，没有悲欢离合的情节，书中所展示的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和叙述得明明白白的道理，却把她认为一向是天经地义的事颠倒了过来。秦怡看得津津有味，全然忘记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之下。突然，一只手伸进抽屉把书拿走了。秦怡抬头一看，是彭老师，顿时满脸飞红，心也“怦怦”地直跳，仿佛要从喉咙里跳出来。秦怡知道错了，主动从座位上慢慢站起，等候老师的发落。彭老师合拢书看了看封面，是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因为有过这样一次经历，秦怡对这本书的书名和作者记得很牢，怎么都不会忘记。彭老师翻着书，微愠的脸色渐渐消退，眼角边流露出一丝喜悦之情。“看得懂吗？”他轻声问道。秦怡点了点头，感到非常意外。彭老师亲切柔和的语调，听不出有责备她的意思。“好吧，看完以后写一篇读后感交给我。”彭老师把书还给秦怡时说，“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一场虚惊就这样顺利化解了。从此以后，秦怡不时写些读后感请彭老师指导，书读得越多，读后感也交得越多，到后来连随笔、日记也交给彭老师看。对秦怡交上的那些文字，彭老师不厌其烦地进行批改，有时会把秦怡叫来当面指导。碰到一本好书，彭老师也会主动介绍给秦怡看。在彭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秦怡的写作水平大大提高。但可惜的是，在中华职业学校没有念到毕业，秦怡就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彭老师。但是，彭老师却一直没有忘记秦怡。抗日战争胜利，秦怡从重庆回到上海。一天，她在辣斐剧场演话剧《结婚进行曲》，十多年未见的彭老师竟然找到她，祝贺她演出成功。当时，秦怡23岁，风华正茂，而彭老师已显得有些老了。“我那时就知道，你这个孩子会有出息的。”彭老师微笑着对秦怡说。秦怡还以微笑，谦虚地说：“彭老师，有什么出息，不过是一个演戏的。”“太好了，太好了，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彭老师继续称赞秦怡。师恩难忘。四十余年后，秦怡已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功成名就，她在观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可她时时怀念彭老师，饱含深情地写下了《我的老师》一文。凝聚在笔端下的那一段文字，读来感人肺腑。彭老师个子瘦小，是苏州人，说话很糯，但我深切地感到，是他启发了我。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像是在走钢丝一样，随时可能跌到深渊中去。是他让我从许多知识中懂得人是有思想、有血肉、有抱负、有理想的高级动物，不应该辜负“人”的称号。这称得上是师生间深厚情谊的一段佳话。快毕业了，也许是从小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接受了新思想启蒙的秦怡特别向往外面的自由世界，特别想离开家。不过，一切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