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03-14 01:51:09
一、心灵的颤音——《重庆森林》
音乐可能是解释王家卫作品魅力之感人的又一把钥匙。因为音乐所执行的是诉说情感的功能，使得王家卫的电影变得异常独特。举例来说，王家卫最为人赞赏的的电影《重庆森林》，就运用了大量西方的流行音乐，这些音乐是构成这部电影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著名的流行曲“加州梦游”和王菲改编自“小红莓”合唱团曾风行一时的《梦中人》，使《重庆森林》成为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与商业互动的视听佳作。
在此，我想通过对王家卫电影音乐创作观念和运用特征的分析，来探讨电影音乐在王家卫电影整体风格的营造中所起的作用。
《重庆森林》中，流行音乐所产生意义的方法可以总结如下：首先是歌词的文字意义（例如“加州梦游”）；其次，是对该音乐曲式风格的理解，还以“加州梦游”为例，聆听人可以很容易地确定此曲的类型和特定的时空意义——即60年代的美国街头音乐；再次，是音乐的编排，即来自1969年“妈妈与爸爸”合唱团（Mamas and Papas）的最早版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电影中的流行曲，通常存在着歌曲在电影语境之外与个别聆听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如对60年代加州的怀恋）。正如我们平时所说，音乐总是善于表现感情的，但是它亦能像影像一样，为电影增添更强烈的陈述意义。流行音乐比古典音乐具有更为清晰的时代意义。当流行音乐与电影影像并存时，它们更依靠了视听契约而产生之新的、也无法预计的意义。因此，音乐并非只作为电影语言的修饰语而存在，它能更直接地指向明确的意义。
本文首先关注的是流行曲直接的、陈述的能力。
在《重庆森林》中，主要歌曲“加州梦游”是作为电影文本的一个导语而存在的。《重庆森林》根据其故事内容，可分为两个双关的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失恋的警察（金城武饰）与一个职业杀手（林青霞饰）相遇的故事，这一部分主要运用了名为“追逐一班形而上列车”和“太空中的快活”的电子音乐，来形容林青霞拼命寻找印巴籍信差的同时又要躲避毒品老板追杀的仓皇和混乱情绪；电影的第二部分讲述了一个名为菲的女孩（王菲饰）爱上了巡警663（梁朝伟饰）的故事，而这个警察的身份，就是第一部分叙事的延续。
菲在她表兄一间名为“午夜快车”的小吃店里当临时工，663是那小吃店的常客（年轻女孩在表亲开的餐厅里工作这一叙事主题是王家卫对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阿飞正传》的直接引用）。有一天663的女友空姐（周嘉玲饰）回来，托菲转交一封信给他。知道这是一封绝交信后，菲变得更加深爱那警察。她在脑海中，不知怎么地，开始编织一个自己与这个笨警察的爱情故事。她对警察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就偷取了附在绝交信内的钥匙，潜入警察的公寓。在他的公寓里，菲把自己当成是公寓内的女主人（警察的匿名女友），开始了一系列的家居工作：打扫房间、换床单、为罐头食物贴上新的标签，还把镭射唱机中的唱片“多么不一样的一天”换成“加州梦游”。这一场戏正是王家卫电影音乐作为叙事语言的一个重要例子。
在影片的第一部分，菲曾短暂地出现过。当时她抱着一只加菲猫从玩具店中走出来，但这并不是菲的正式出场亮相。在第二部分的开头，即当“加州梦游”的歌声在小吃店响起而阻碍了主角的对话时，导演才正式将菲这个角色介绍出场。菲第一次与警察663的真正接触，是警察要她把音乐的声音调小声点，因为音量过大已妨碍了他点食物。之后，当他发现，菲会不时地闯进他的视野时，他再度地光临了“午夜快车”小吃店，将“加州梦游”的碟片还给她，表明已经知晓了她的入侵。
这个开场表明了音乐在两方面的重要性：
1、音乐有一个保持距离和隐藏目的的[荧幕]功能；
2、音乐可以有一个很强的、用来形容精神状态的指示功能。
因此，“加州梦游”和一般电影中的音乐并非一样，被用来增强情绪气氛。在《重庆森林》中，它直接代表了菲的梦和思想。正如她告诉警察663，她的梦是要储存足够的钱到加州——那个远在地球另一角的真正黄金地，而非是“午夜快车”那间名为加州的餐厅。同样透过这一首音乐，警察663终于能开始用菲的“词语”与菲交谈。在此，音乐并不单纯表达了她的情绪状态，更强调了她作为一个宁愿用音乐，而非词语来表达和流通的主题。这个有关菲的主题性音乐的播放，在她对未来进行选择时更进一步地被强化了：当警察表明要和她约会后，她毅然决定去当一个空姐，飞到梦想的地方——加州。而约会后当她绕了一圈，回到香港时，警察已接管了她的“午夜快车”小食店，当然还有她的音乐。
对乐迷来说，“加州梦游”发挥作用的地方，或许就是电影中最出彩的时刻。菲探访警察公寓这一场戏，就用了这首歌来配合她的动作。音乐作为一个支配的角色，配合上镜头运动和蒙太奇，为这一系列的打扫动作创造了流动性和芭蕾舞般的节奏。随着音乐的配合，菲自由地在一个（她羞于表露爱意的）熟悉又陌生的、充满着男人气味的空间里走动。幸亏音乐的存在，使非法侵入他人空间的感觉，在她的梦境世界和现实荧幕中出现。由于视听契约的完成须要两方面的配合，这首歌在这里找到了它的视觉伙伴。如果音乐作为菲与一个男人之间童话般的感受关系的守护神的话，那么音乐亦扮演了电影世界和观众间中介者的角色。
音乐是怎样导引观众的注意力呢？音乐是怎样活化动作呢？音乐和声音怎样扮演一个言谈的角色呢？视听契约容许了这种可能——这是很难在叙事性电影中所讲到的——音乐使影像无效化，即借着一些不是主要以视觉渠道所获得的反应，而去享受音乐的自主性。因为电影音乐是作为一个混杂的声音影像而存在，音乐可以改变、淡化或强化观众的主观感觉。于是，音乐就能根据对观众聆听形态的不同要求，进而创作自己的话语。简单来说，音乐可以改变电影的空间。
我们在聆听声音的时候大致会有三种方式：有因果聆听、语意聆听和缩减聆听。（注释7）
因果聆听在电影的视听经验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它是由聆听一种声音后而收集有关此声音的原因或来源所组的；
语意聆听指一种用来解释讯息的符码或语言（通常是口语）。因果聆听和语意聆听的区别，可以很容易地由口音化的语言来作出判断。作为有能力的聆听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由口音化的语言说明。作为聆听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借着听一篇言论的说法，从变化中分别出不同的语意。如广东口音（因果聆听）并不会妨碍我们了解说话人的意思（语意聆听）；在聆听演讲时，因果和语意聆听常常重复和互相转换。
缩减聆听，集中聆听自己想听到的声音，缩减掉不必要的噪音。比如我们可以在一个嘈杂的餐厅内，清楚的听到同伴的声音。
在《重庆森林》中，这三种聆听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果聆听，一种最基本的声音与其来源的连接，被用来识别音乐的叙事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立刻辨认出起源自故事的音乐，以及这音乐和故事中主角之间的关系。在《重庆森林》中，菲是在极大音量播出的“加州梦游”中被介绍出场的，在叙事线中建立她做梦的个性，因为这是菲的空间和她的音乐。透过这首歌，我们可察觉到王家卫用音乐来表达王菲自我的个性意图。利用因果聆听，这部电影指明音乐的源头和原因。因为作为观众的我们一样也在听着那首歌。
接着，菲换唱碟这一举动，更加润饰了音乐的联想力。在这场戏中，“多不一样的一天”这首属于空姐的歌，被“加州梦游”这首属于菲的歌替代了。在这里，这首歌运用语意聆听效应，提供了信息的解释线索。不论是比喻或是换喻，当菲掉换空姐与戴娜•华盛顿主唱的“多不一样的一天”的歌曲时，她已取代了空姐在警察663心中的位置。
缩减聆听是电影中最不常见的声音运用方法，因为缩减聆听依靠对额外的声音强暴式的排除。制造出一个对观众的直接物理效果。缩减聆听在电影中出现，可帮助我们探究流行音乐与电影观众之间的关系。
当菲打扫警察663的寓所时，“加州梦游”作为一个让观众进行缩减聆听的重要媒介。为观众作了一个排外性的声音交代。通常我们在真实场景中是可以听到环境声音的。但在这场景里除了菲偶然的走动外，其他的声音差不多全被排除掉了。由于我们几乎听不到环境声音，甚至包括菲的呼吸声，我们因此也就可以最直接地聆听音乐的诉说。这样靠压制和缩减其他的声音来加强我们所期望聆听的声音的这种安排处理，则开启了另一个空间的表现性。在这方面，“加州梦游”超越了音乐惯常的修饰作用，将警察663的寓所改变为菲做白日梦的空间。音乐在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导语，指示出一个有点幽暗恐怖、但又带顽皮的女性内在心理空间。
在台湾《首映杂志》对王家卫的个访中，王家卫透露了一些有关他的音乐的指示能力。就影像与声音而言，王家卫形容了他电影音乐中的“感觉”？：“音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于是音乐，成为一种提示，提示你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时代。在我自己的电影里，我会先了解这环境是怎样，包括地理环境以及这地方会有什么声音？所以往往音乐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也有的时候，我心里会先开始有一个音乐，完全不能解释。就是直觉悟认为这个戏应该是这个气氛、这个年代。譬如：《重庆森林》，一开始我就觉得应该像“加州梦游”单纯而天真，70年代夏天的感觉。筹备时，我没给他们故事，杜可风（摄影师）问我这戏是怎样的，我就放“加州梦游”给他听，就是这样……。”（注8）
二、都市的弃儿——《堕落天使》
《堕落天使》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述说了两个堕落天使，分别是天使一号杀手王志明（黎明饰）和为他安排预约的古怪助手天使二号（李嘉欣饰）。在他和她之间有着奇异的性和职业上的关系，既新密又疏远。天使二号唯一能感受到与天使一号亲近的方法就是打扫他的寓所，察看他每次完成工作后都会留在废物箱里的垃圾，或到天使一号常常去的酒吧，坐在他最喜爱的位置上。偶然间，天使二号会在天使一号狭小的公寓里自慰，装作与他一同达到性的高潮。当天使一号决定洗手不干，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时，天使二号就请求天使一号再完成一宗最后的买卖契约。虽然天使一号知道这最后的一次买卖是针对他而来的，但他仍然接受了，并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天使二号决定。结果，天使一号被杀后，天使二号没有找到新的伙伴，她只是游离地活着。
在影片末段，我们看到了天使二号遇上刚刚在茶餐厅里打完一场架的天使三号。之后，天使三号骑着电单车载天使二号回家。当我们看见他们在香港某隧道中消失时，我们听到了天使二号的独白：“纵使这段车程很短，不过去时是我在这个冬天里第一次感到温暖。”这是典型的王家卫式结尾：我们不知道这两人的相遇究竟是预兆了一段有前景的关系，抑或只是两个寂寞的城市漂泊者在寒冬里偶然的邂逅？
随着电影的第一场介绍前两个天使杀手，电影便跳到天使二号在地铁的地底区域行走、乘搭手扶梯、走进列车，之后走进天使一号的寓所里的过程。在第一段叙事序列中，天使一号急速的脚步声固定了影象的进行。在第二段相似的叙事序列中，声音再次变得重要。当镜头切换至天使一号进场的位置时，我们听到了他的主题音乐的头四段。这些突然而至的音乐首先介绍了这位天使，特别是他作为杀手的身分。接着，当我们看到他走上行人电梯时，音乐好像激活了他的动作。音乐的节奏和广角镜拍摄的移动电梯镜头，如同管弦乐般地合奏，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流动的、丰富的视听体验。无论是角色上的、机械的或电影的，这两条叙事序列的明显特点在于它们的动作。但是，是音乐和音响声音，而非口语或书写的语言，给予了这些动作新的生命，并且在某种程序上，导引了我们的视力和听力。
《堕落天使》的音乐在描写第一场天使二号在天使一号的寓所里自慰时，维莉•安得逊（laurie Anderson）的歌曲“说我的语言”（Speak My Language），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寓所里自慰这一场戏延续了前一场戏的冥想——麻醉状态中的天使二号在酒吧的点唱时投下钱币，挑选音乐来开始她的性幻想之旅。这正是维莉•安得逊（laurie Anderson）的歌曲“说我的语言”（Speak My Language）进入叙事序列之始，音乐当然并非与该场戏同时开始，但却是为这两场戏之间，做了有趣的声音铺垫。当音乐带领影像进入到下一场戏时，天使二号已经躺在天使一号的床上进行自慰。低角度、近视角的摄影和夸张的服装设计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向天使二号的手、她那包着火红短皮裙、覆盖着黑色鱼网丝袜的腿、以及最引人注意的两腿之间。这些影像挑起了一个震撼的视觉感知时，电子合成器那迷人、迷幻的音乐，同影象相互呼应着第一，它尝试平衡着由性欲行为的视觉表达到观者所产生的震惊。第二，它强调了女性的发言（天使二号的低喃以及罗莉•安得逊在配乐中的声音），突出了女性的主体性。就像《重庆森林》中的菲、空姐和毒贩一样，天使二号展现了她在借来的空间中，容许女性在其间选择、放纵和肆意而为。在这里，音乐增加了视听形象的价值，一方面缓和了观者可能对这些影像感到变化的感觉；另一方面对女性未被禁止的性爱表达，做出强有力的陈述。
堕落天使三号何志武（与《重庆森林》中的警察663同名的人物，金城武饰）是一个奇怪的年轻人，自他5岁吃了一罐过期的罐头凤梨后，便没有再说过话（这让人联想到《重庆森林》中，警察663在他生日那一天吃了三十罐凤梨罐头已医治他的相思病的情景）。某个夜晚，他是猪肉摊？的老板；而另一个夜晚，他则强迫一个男人和他的家人吃光整辆雪糕车的雪糕。第一天闯进不同店铺的仪式使他能经营免费的生意，就像很多香港人一样，他不但拥有自己的生意，更拥有一个不能用其他方法获得的工作和身分。
有一天，何志武决定在一间日本餐厅中工作，安定下来。看到老板齐藤将自己拍摄下来寄给他在日本的儿子看的录象带时，何志武也想拍摄一下自己父亲的形象。但就在拍摄完父亲后的不久，父亲突然死了。何志武便到处逛街，希望能找人搭上关系。就在影片将近结束时，何志武在茶餐厅里与人偶然打架后，遇上刚好在那里吃饭的天使二号，于是就顺道带她穿越随道回家。
何志武的父亲是一个管理重庆大厦的福建移民，在何志武拍摄父亲形象的那一条叙事序列中，一首台湾老歌“思慕人”占据了整段声音位置。像很多电影叙事序列一样，这一段是由古怪的、多角度的摇摄镜头所构成的。当何志武追赶不断企图躲开摄影机镜头而害羞的父亲时，“思慕人”这首歌曲则帮助固定了那条叙事序列的意义。因为儿子并不懂得用说话来表达心情，只好用录象摄影来作为表露自己对父亲爱的一种方法。但是以电影制作人的角度来看，单靠视觉语言本身并不足以描绘一场微妙的父子关系，于是音乐便肩负了固定意义的功用。在这里，作为何志武内心思想的这首歌曲，并非靠言语，而是靠音乐将此意义传送给观众。或许有人会反驳，认为运用这音乐或许并非是导演的设计，因为他没有把握观众能捕捉到这场戏的微妙之处，只好用音乐来拾漏补遗。然而，如果没有了这段音乐，这场戏就不会演得如此流畅和生气盎然。当父亲的形象被录象摄影保存下来之后，在一天晚上突然去世，随后，当何志武不断重复地看着电视荧屏中的父亲形象时，音乐进入，代替他说出对父亲生存的渴望。这非叙事的音乐于是变成了天使三号的内心言语，并且组成了此叙事线的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