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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小人物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了另外一部法国电影《隐藏摄像机》,两部片子都是以偷窥他人的生活作为
主题,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来诠释人作为个体所拥有的不该被侵犯的自由权利。在《窃听风暴》中偷窥,
更多地被称为窃听,是隐藏的,不被察觉的,但是却给人窒息般凝重的压抑感;而在《隐藏摄像机》中,
偷窥更多地偷窥,是主动的,富有挑衅意味,更多地是让人感到恐惧之后一触即发的愤怒感。
德
国的电影就像德国漫长的冬季那样,从来都是不苟言笑,阴郁凝重。而《窃听风暴》,在继承了德国电影
所形成的立意深刻,结构严谨,叙事平实的基础上,平添了一种厚重感,这种厚重感来自对历史的深刻而
彻底的反思。
影片拍得很收敛,每个镜头异常干净,你感觉不到摄影机的任何技巧,却又充满了
一种抓人的情绪,在略微凝重的色调下,告诉我们一个看似不可思议却发生在身边的故事:作为以前国家
安全部门的维思勒,受到上级指派,去调查身为作家的德莱曼和他美丽的妻子西兰的生活,故事从安装在
作家家中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窃听装置展开。
维思勒作为国家机器的一分子,在他的身上体现了
关于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工作原则和人性的个人价值标准之间的矛盾。他可以用很严酷的方式审讯,他可以
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在任何时刻他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他早已经学会了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锁
。但是在对接触德莱曼夫妇的监视中,由于种种亲历的事件,他对命令的正确性发生了动摇,进而使自己
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牺牲了自己的前途来维护内心的对价值的正确标准,以他自
己的“不作为”来换取德莱曼的不被牵连,从而完成了从冷冰的“国家机器”到鲜活个体的转变。
对于德莱曼而言,所谓的正义和良知只是隐藏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他面对当局的所
作所为明哲保身,甚至可以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游刃有余,他以为这就是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他发现自己
尊敬的导演选择以自杀来抗争的时候,当他得知导演的妻子被文化部长屈辱的时候,他知道在这样的环境
下,没有什么人能够置之度外。
是选择平庸的沉默还是英雄般的呐喊?于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一
些事情让更多的人听到真实的声音,他不想只是做当局手中的一枚对外宣传的棋子。在德莱曼的身上,深
刻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总是需要承载比别人更多
的良知,做出更痛苦的选择:因为在精神世界的抗争,所影响的不只是一两个个人的变化,而是一个群体
,甚至一个民族的清醒。
作为德莱曼的妻子,西兰其实只在乎对艺术理想的追求,她不关心政治
,也不参与丈夫的活动,她爱丈夫,她专注于表演,但是她也没有从这场风暴中抽离,她不得不监视自己
丈夫的行为,她不得不受到上级官员的骚扰,她无法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中,艺术对于她也不
是一块净土,她在内疚和自责中走上了绝路,残酷的现实把理想击个粉碎。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
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身为影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西兰的屈身与死亡都是一个悲剧,这与软弱无关
,只是爱在专制下的变形。影片因为西兰的死而被重重地抹上一笔专制恐怖的色彩,本来很平静的生活,
因为个人价值和国家观念的冲突,被分解得支离破碎。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其实生
活本来就不平静,只是我们习惯了对我们身份的界定,而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平静而已。精神上对现状
的麻木和无动于衷,比专制统治更为可怕,一个人,不在于他处于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中,而在于他是否能
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某种行为,代表一种声音或一个群体的力量。
通过
摄影机的视点,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德莱曼夫妇的生活,他们是富有激情,并充满生命
力;维思勒的生活,单调而缺乏变化。维思勒成为了我们更好地了解德莱曼夫妇生活的一个视点。
在作为一个观察者的同时,维思勒渐渐地变为了一个参与者:他开始去和西兰交谈,帮助她挽救婚姻;
去偷偷提醒作家,发现并明白西兰的苦衷;去偷偷帮助作家隐藏重要的物证……我们知道,别人的生活,
其实已经变成了他自己的生活。
于是,在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维思勒面对德莱曼的新书,《一
个好人的奏鸣曲》,第一次绽开笑容说:“这是送给我自己的……”
(转自《北京青年报》白小顶/文)